当今的佛学书籍，往往都有个名词曰中国化佛教，言下之意佛教是一种传播到中原，被本土文化所收编了的宗教。这说起来还是有一点中华文化至高论的心理在作祟，佛教传播到中国也有一千多年，相比基督教，佛教已深入到中国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等许多方面，佛教之“化中国”的现象不胜枚举，偏生许多人视若无睹，其实如你中华文化真的先进强大，为什么当初汉武帝讨伐匈奴，扫荡六合，追亡逐北，联通西域诸国之时，你的本土孔孟之道、黄老之术没能顺势传播到西方？反而是佛教顺着你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一路发展到中原，势不可挡，扎下根基，在隋唐达到鼎盛，最终形成与儒道三教鼎立之势？当今有些人偏偏怀着这点猥琐心理，更有任继愈、方立天等辈引来马列主义、唯物主义，妄谈中国化的佛教，实在夜郎自大，可笑可鄙。
以上算是闲话，说到东方化中国化，上世纪初英法西来，西方化的压力在当时文人的心中真是重如泰山，已成燃眉之急，学者激辩之下，说起东方文明，简直有被连根拔起弃之如敝屣的可能。梁漱溟《东西方文明及其哲学》书中，字里行间里都显现那种十万火急、忧心如焚的情势。不过在这场文明交汇碰撞的辩论中，梁漱溟虽然是儒家子弟，但并不保守，他不象黄季刚等人那样一概排外号称“八部书外皆狗屁”，二十四五岁的他已经积极接受西方知识，对康德、叔本华、勒庞、柏格森、斯宾塞等人的哲学有一定的了解，在《究元决疑论》《唯识述义》书中，旁征博引，进化论、原子论等各种观点信笔拈来，如数家珍，足见他弱冠之年较之同龄人有惊人的阅读量，如其所说，他是问题中人，脑中始终思考这些人生社会的大问题，正因他这部《究元决疑论》处女作中显露的远见卓识，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孑民先生破格提拔他做了哲学教师。尽管梁漱溟接触到大量西方学术知识，但始终对儒家思想和佛教不能释怀，在文化阵营中最终并没有和胡适、鲁迅站在一起。
晚清之时，国势衰颓，尽管黎民生灵涂炭，但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文化上却打破了封闭的枷锁，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直面西洋文化的先进和强势，许多人不甘心地在本土文化中找寻应对之道，譬如义和团农民抬出的菩提老祖太上老君等道家法宝，在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的佛教自明清的低迷式微后迎来一场复兴，许多文人和僧人试图振兴佛教从而普度众生，谋求国家强盛。如维新诸子中的康、梁、谭等人，都是精研佛学，太虚法师投身辛亥革命，弘扬佛法，杨文会居士开设金陵刻经处，译介日韩经卷，欧阳渐居士成立支那内学院，传布佛典，更可谓功德无量。
梁漱溟早年就入支那内学院，拜欧阳竟无为师，学习唯识宗，大概以为自己得其真传吧，反正那个时代的学人都有一种常有理的心态，自以为高度正确，在梁漱溟眼中，当时许多讲佛理的人都是错误的，比如他敬重的前辈兼本家梁启超，梁漱溟认为他讲的佛学“没一句对的”，批评可谓相当严苛；他只认欧阳竟无的唯识宗是正宗，自然太虚法师的法相唯识宗不入他法眼；蒋维乔先生著述中国佛教史，梁认为他讲的是“醇之又醇的外道思想”；他对章炳麟先生的佛学还算钦佩，但也认为其中错谬很多；熊十力推出新唯识学，梁跟他辩论吵架，为此还挨了熊十力两记老拳；马一浮引老庄融汇于佛理，梁以为不通得很；胡适讲神会讲佛理，梁漱溟也认为不值一提，对于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梁漱溟是看不上眼的，认为禅宗两张嘴皮子只能贴在壁上；至于禅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他以为不过是文人穿凿附会佛理，仅得皮毛……正是源于一种正本清源的目的，他写下了《唯识述义》《印度哲学概论》等书，既是阐述一下自己平生所学的唯识论，力排众议，以正视听，也是在普遍西方化思潮之下，站出来为东方的佛教思想说一句公道话。
在《究元决疑论》中，梁漱溟认为西方哲学与佛家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比如鲁滂（勒庞）的物性论，原子论，比如西方讲的宇宙起源，这与佛家的性空论可相互印证，这篇《究元决疑论》就是将西方哲学与东方佛学做了一次横向比较，他认为东西方的差异就在于出世与入世（顺世）之别，出世与顺世对应的是唯心与唯物思想，印度哲学是出世间法，都是唯心的，向往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对应西方的“积极进取、征服自然”的人生路径，佛家是“翻转向后”人生朝向。西方思想是顺世的，在征服自然之中，也放纵了人性的欲望，正因此，梁漱溟对东西方大哲所构想的那种理想社会如理想国、乌托邦、大同世界等等，都是压根不相信的，至于什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梁以为统统都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些都顺应人的欲念，而人的苦乐与其境遇并不相涉，他坚信追逐外部世界，靠外物获取满足的方式，终究无法解决人类最根本的东西，人生问题的自洽无需外求，而来自内心的圆融和谐。正因此归结起来，他以为佛学较之西学更胜一筹，所以如其所说：“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瞰彼西方，曾不足数。云何摩尼在怀，而行乞于远？”
尽管如此，梁漱溟却也并不认定佛教的振兴足以救中国，印度佛教诸宗统一都是“出世间法”，无一例外，佛门中人完全否认现世的生活，如其所说是“取消问题，翻转向后”的人生态度，在《唯识述义》书中，梁描述唯识学中的宇宙观人生观与常理大悖，可谓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宇宙，人处在各自的世界之中，不存在时空，人时时刻刻地活在一连串的帧格之中，……梁以为靠这样的佛教来救生民于水火，则中国乱无已时。所以梁漱溟最后还是归宗儒家，除了早期的这三部著作，后来很少再有关于佛学的论著，梁的态度是积极入世的，并不想只做个书斋里的学者，他相信人类的满足和谐无需外物，而应从自身内心中找寻，但又相当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特别强调人的创造，人处一世，应该向两方面用力，一者奋勉向前，去创造，去开拓，这包括两个方向，一者成己，即个人修养德性的增益，一者成物，对造福社会尽一份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向内，反躬自省，要懂得调理自己，养足精神，懂得忏悔，苟日新日日新，方能有所进步。他最厌恶的是浑浑度日的自了汉，对晚辈的劝勉中首先就要求不要走闭眼路，要对自己的人生拿出主张。他后来大半生投入到农村的建设之中，关注民生疾苦，最后文革时为农民问题不惜与领袖据理力争，正是其儒家思想“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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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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