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指尖弹出盛夏 于 2024-2-28 06:57 编辑
《围城》里说文人从政，若从官场失意，就像猫儿从空中落下，总能四脚着地，做不了官，至少可以教书去。不过宋朝的王安石这只猫没那么幸运，直接从半空中掉下来摔死了。他辛苦变法，1070年做了宰相开始变法，四年后被罢官，1086年保守派上台，新法全部废止，他悲愤交集，同年郁郁而终了。
王安石留下的文章，除了诗词，大部分是政论性文字，我没有仔细看，我很想拜读他的性灵文字，比如类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文字，可惜并没有。他除了写给皇帝的奏折，其他的文章也贯穿他主张变革，除旧布新的思想，和力排众议，百折不挠的坚定立场，比如玩个褒禅山，都要联系实际，感悟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游个山揽个胜，也要牵扯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一番大道理。游览了伍子胥祠，也要想到“烈烈子胥，发节穷逋。遂为册巨，奋不图躯。谏合谋行，隆隆之吴。”跟自己的变法大业联系起来。
最近看王安石变法，再细读其诗文，印象大有改观，王安石一生创作的轨迹，也分几个阶段，最初青年时期，诗文描写民间疾苦，后来神宗赏识，提拔为宰相，推行新法，显得踌躇满志，力排众议，志在必得，在与司马光那篇《答司马谏议书》中，将自己的志向及立场表达的淋漓尽致。可惜王安石新法历尽曲折，最终半途而废，量来荆公内心中经历了一番地动山摇的情感波折，后期文字开始显得平和冲淡，写一些咏史咏物聊以言志以及离别伤怀的文字。
王安石一生信仰儒家思想，受孟子、韩愈影响很大，为学注重经世致用，他的文章满篇谈的都是儒家大道理，说理太多，长篇大论，令人昏昏，然而从中显见一腔忠君爱国之热诚，率真、坦荡、热情洒脱，又令人动容，如其文中所谓“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术素修而志素定”等语，大有孟子“自反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磊落气度。
在他心目中，老庄道学、李白义山等人诗篇是没有位置的，他无条件地崇拜孟子和韩愈，贾谊、商鞅、杜甫、范仲淹都是他的精神资源，当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坎坷，展读古人诗文，吟诵先贤文字，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支持和慰藉，在《孟子》一诗中，“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当真是掷地有声，一种俾倪天下、一往无前的豪迈之气扑面而来，令人为之动容。
王安石的诗歌，初期的诗，学的是韩愈杜甫一路，关注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描述民间生活种种困苦窘迫的现状，记录自己点滴思考感悟，到了后期变法失败，开始散发扁舟，寄意山水，返归自身性灵。我们且欣赏一下他早期的诗歌。比如这首《郊行》：
柔桑采尽绿阴稀，芦箔蚕成密茧肥。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
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订立的一些制度，到了仁宗、神宗时期开始出现弊端，比如庞大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治国人才青黄不接，地方豪强势力强盛，土地兼并严重，军队里冗兵太多，巨大的军费供养的都是老弱残兵，缺少生力军等等，这些都需要一场变革去改善。
这首诗看似普通的叙事，大意是桑叶采光，蚕茧成熟，农家本应该换得钱粮改善生活，怎奈现实依然是不免饥馑。这首诗其实是另有寓意，桑叶意指国家资产，“绿荫稀”表示国库空虚，养肥的蚕茧指的是独霸一方具有一定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国家财政捉禁见肘，而地方豪强残酷压榨，百姓自然不能免于凶饥。
都说韩愈、柳宗元、王安石等为唐宋八大家，不知道谁把他们归在一起。韩愈生平传播儒学，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排斥佛教，写了《谏迎佛骨表》，和佛教打了一仗，王安石虽然也坚持儒家正统，但他在与《答曾子固书》中，以为佛教还不足以惑乱人心，“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没沉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问题还是在于士大夫学识短浅，固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
王安石主要和道家干了一仗，老庄之学，提倡无为而治，大意是绝圣弃智，顺其自然，人类社会就能形成安宁和谐的局面。这是力排众议，锐意变革的王安石万万不会认同的。《老子》一问，几乎就相当于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王安石并没有将道家思想一棍子打死，彻底否定其为歪理邪说，而是纠正其无为思想，“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唯其涉乎形器，是必待于人之言也、人之为也。”人事上不积极进取，变法图强，光指望顺乎自然无为而达升平之治，是愚蠢的想法。
王安石写诗无疑受到杜甫的影响，但细读他的诗，我以为要比杜甫的好，杜甫再怎么关心弱势群体，一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其实也不过当过右拾遗的小官，对社会改良怕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规划，顶多是愧无半策匡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的货。王荆公可是个做过宰相的人，搞过全国性变法的政治家。在了解民间疾苦，分析政治形势方面要比杜甫有更深的洞察力。当然他们都是儒家子弟，我烦他们是因为他们张口就是尧舜禹汤，闭口就是君臣纲常，当然王安石要客观现实的多，不过相比道家的那种游心物外的自由，儒家虽然迂腐，但有情感，有追求，有信仰，他们关心黎民生活，家事国事事事关心。葛剑雄认为两宋虽然国力衰微，一直忍受夷狄欺凌，但两宋文臣都与朝廷戮力同心，涌现大量忠臣，慷慨赴死，是两宋对文人优厚的政策，换取文人一片报国赤忱，披肝沥胆，与君王患难与共，同生共死。这个论断很有道理。
回过头看看王安石的诗文，从早年变法时意气风发，豪情干云，到暮年变法后旷达宁静，在诗句中都有淋漓的表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坚定、对先贤的俯首膜拜、对非议者表现的正义凛然，得意则力排众议，雷厉风行，失意亦俯仰天地，无愧于心，一个拗相公的形象跃然纸上。比如《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最后一句，豪气干云，一副真理在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为后人赞颂的名句。当然量来王荆公变法时公务繁忙，只在变法后才有时间搞文艺创作，不少好诗还是在变法后写的。
比如“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战罢两奁”寓意变法之后，王安石变法，失去宋神宗支持，到哲宗时太后垂帘听政，新法俱废，王安石长子又去世，可以说哀愤两集，万念俱灰，回看一场变法，是是非非众说纷纭心中早已放下，可谓：“ 一枰何处有亏成”。
王安石变法，众口铄金，半途而废，对于自己的声誉，在后世的名声，他应该还是在意的，然而自己钻故纸堆阅读古史，徒增困惑，慷慨系之，因古人写史，穿凿附会，错谬很多，留下的都是糟粕，后人要想得到真实清晰的历史是很难的，看来诗人到此也不得不大彻大悟，四大皆空，一切都放下了，熙宁变法，是非成败，大可不必在意，既然“丹青难写是精神”，一场变法，对也好错也好，大可不必介怀了，尽管让后人评说吧。
| 
发表于 2024-2-28 06:53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分享
收藏
顶
踩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24-3-13 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