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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的故事（原创） 二哥，今年56岁了，身子骨已经远没有以前硬朗，但依旧每天中午、晚间倒上二三两老烧，就点小菜悠哉悠哉地喝上一顿。照他的话讲：“这不算啥，要说当年我在军团的时候，一顿能喝一斤半，脚都不打晃儿，几十里山路跟玩儿似的就过去了。” 的确，听人说，二哥五年前还能喝一斤，就是现在也有得一拼；只是他心静了，不再跟那些摸不着多少边的朋友在一起混喝。能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架起付眼镜坐在椅子上，很仔细、很认真地看报纸，干瘦的身材定在那一动都不动。他的眼睛有些象新疆人，凹进去很深，眉毛又黑又粗，还有个鹰钩一样挺直的鼻子，面上黑黝黝的纹路纵横交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上十几岁。但那却是张和善的面孔，想是因于那一脸因于岁月的琢磨而变得平和冲淡的神情吧；他看人的时候，眼睛里也总带着略微见得些深沉，又是使人感到非常舒服的笑意。 他不多说话，只是一喝了酒便会滔滔不绝，总讲他从前在兵团的日子，再时不当地骂一骂时下的社会，话里话外带满了对旧日的深情怀念以及对生活现状的强烈不满。 二哥是哈尔滨人，1968年正处在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风起云涌的年代中，二哥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波及。9月29日那天，二哥随队到了双河大杠。当时他被编在佳音独立一团。双河大杠三面环山，一面靠着波涛汹涌不息的黑龙江；当时独立一团的营房就建在小兴安岭的最顶部，山下就是双河大杠。 听二哥说，双河大杠那的水很浅，下了江走上二里多地，水线也才只到腰间。说到那，二哥的眼睛就开始泛出神往的光亮，喃喃地象在梦里一样的诉说着：“那会儿的黑龙江真肥美啊，泥土黑得象油一样黑亮，江里的鱼多得捕都捕不完。”他拿手比划着：“就这么一网，提起来就是十多斤大大小小的白漂子，看着心里都乐开了花呀。”他轻轻叹口气，叼起根刚搓好的旱烟对着我们讲：“你们不知道，那会儿真苦啊，刚去没地方住，割了草就往铺好的草窝子里一横。”他重重地砸着腿，眼睛不知看向哪里地继续讲：“我这腿，就是那会儿睡草窝子受了潮湿做下来的毛病，到阴天下雨就疼得受不了，狠命地难受。于是就只好经常喝点酒压一压，久了就把自己泡成酒鬼了。”他咯噔一下揪掉卷旱烟拧出来的把把儿，再“啪”地一声把打火机打着，就着火把烟引燃，然后深深吸一口，美美地眯缝起眼睛在那享受。 一支烟吸一半，二哥睁开眼睛看看我们，酒后微红的鼻子下流出两股慢腾腾的烟柱，接近嘴唇的位置时弥漫着四散开来。他缓缓地露出一丝笑意，接着说道：“那会儿啊，野地里有专业的官兵撤退前撒在地里的西瓜籽和香瓜籽结出的果实，拿脚趟一趟，就能趟出几个来。开始不愿意脏着吃，就用取来的黑龙江水洗一洗，狼吞虎咽地就没了。到后来，大家都来趟，就没人去洗了，摘到就塞进怀里，赶紧再去趟。 初到那，没地方住，现盖也来不及伐木烧砖，就听了当地人的法子：先割草盖蓬子，临时住一住，然后再拧拉哈鞭盖草房，以后再说盖正规的营房。但蓬子盖的少不够住，所以有的人实在挤不下了，就干脆睡在割过的草地上；我那会儿就睡了十好几天，唉呀...”二哥攥着眉，眉间似乎蕴藏着无数痛心疾首的悔意。他摇着头说：“那会儿真是不懂啊，不懂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女的那么多，不倒给她们难道我们抢进去吗？不睡到那，能睡到哪去呢？”二哥的眼睛里微微的有些光亮在闪烁，滚转在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窝子里。 有人问二哥什么叫拉哈鞭？二哥说就是草鞭子，先把草割下来拧成三股，再搁到泥水里象编辫子一样拧到一块，就成了拉哈鞭了。 “认识你二嫂啊，也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她可跟着我吃了不少苦，真难为他个女人了。”二哥转了话锋，忽然谈到他的老妻：“可他真帮了我不少忙，当初要不是她去求人，我们就能带回一个孩子来，哪能两个都带回来呢；唉呀，还那么能吃苦，真是个好女人啊。” 二哥五十几岁了，应该算是有点老；可他不太愿意别人说他老，差上几十岁的，他也总要人叫他二哥，叫叔叫伯他就跟没听见似的。谁大声小声的，叫上一声二哥，他准会跟触了电似的抬头找人，紧着答腔。话里话外就透出无限的亲切，看见什么事不用求就赶着帮你，非得笨手笨脚地帮你弄好了不放手。没人喊他，一黄昏一黄昏地坐在树下看报，再不就逗弄家里的那条不太漂亮的大黄狗。 听二哥讲，山里真好，黑龙江边也好，农闲的时候提着篮子往草里走一趟，天鹅蛋、大雁蛋一拣就是一篮子。再上到林子里去，黑木耳嘀里嘟噜到处都是，摘完了拿江水洗洗，回到营房沾上绵白糖一吃，那是真香啊！ 有人问二哥拉哈鞭到底是做什么的？二哥呵呵笑起来：“那个啊，那是当地人盖房子用的墙。鞭子编好了，在搭好的房架上里一拐外一出地编结，再一根一根压紧无缝；等架子全编满了，再在鞭子上糊满泥，这房子就算是盖完事了。这一住就是三年，新营房等到材料都齐了，再一趟趟地开盖。等到新营房建好入住，已是三年以后。”说到这，二哥赞颂地摇摇头：“这拉哈鞭结的房子真暖和啊，后来再盖的营房和它没法比，也根本不能比。” 提到这房子，二哥的话题就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冬天要取暖，可那些草能济得什么事呢？那就得伐木取暖了。”二哥用手大大地比划着：“拖拉机后边挂上四根大榆树干绑成的爬犁，进山里锯木、拉树枝子，提供给连队过冬用。因为进山的路有三十多里地，所以就留了些人专供砍伐。同样用鞭子盖房，一住就是一冬。” 我问二哥：“那你们伐哪些树取火用呢？”二哥瞥了我一眼：“你当我们象时下那些忘了子孙后代的畜生么？我们只取小树，象桦木、卓木之类的；除去运回营地的，余下的就用大油桶架起来烧火做饭，连带取暖。说到伐木，粗一点的都不许碰，队里有命令，不许胡乱砍伐！”二哥歇口气，又说：“我们那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去的，虽然苦了许多人，但现在看，这黑土地结出的丰盛果实你们不都是在享受着我们那时努力的结果么。” 二哥很难过地重重地叹气：“我们干了一个冬天，等初春回到营地的时候，不少人冻掉了耳朵，没了手指，还有人丢了命，唉...”二哥盯着我们，深黑的眼眶好象凝聚着一股力量：“但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只要还能动弹，就得继续苦熬下去。记得曾经有个人，叫什么来着...”二哥眯起眼睛努力地在久远的回忆中寻索着什么。我们都不说话，只是偶尔动动腰腿，再继续凝神倾听。 “对，叫马财信。”二哥一下子精神起来，但随即声调又低沉下去：“他是一连文艺宣传队的人，是在密山县保清技校毕业的。在一次进山伐木中，半山上的拖拉机失控，站在履带上的他一下子被摔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一块山石上。”二哥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一起，喃喃地说着：“拖拉机冲下去的时候，就把来不及爬起来的他挤死在山石上...”猛然间，我们看到二哥的眼眶里滚下大颗大颗的泪珠，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好久好久，当大家都在二哥咕嘟咕嘟喝下的酒水声响中惊醒过来的时候，二哥已经把半瓶子白酒都灌下了肚；而平时，一瓶他能喝三顿。 二哥抹了把脸上的泪水，忽然笑了，那是望着我们时带着的一种说不清楚的欣慰的笑容。他说：“都过去了，那个残酷的时代你们想摸都摸不到了。” 问到二哥下种的季节，并问及都种些什么的时候，二哥就象数落家珍一般地和我们讲：“麦子三月二十号下种，稻子是四月末五月初，谷子和小米是五月初，苞米和大豆也是四月末五月初，萝卜白菜五月六月间，土豆是五一种九十月份收。每年到八月二十号一个月的时间开始收麦子，稻子是九月初，因为怕下雨浇了，所以能尽快收割完毕就尽快做；谷子也是在九月初，苞米和大豆在九月中旬，萝卜白菜是九十月份。说道收割的季节，二哥把麦地形容成大片的海洋，随着风声起伏荡漾。他的脸上全是欣喜和激动的神情。 二哥讲到他七一年到的明山木材厂做工人，做食堂给养员，又做调拨木材的工作，虽然距离师部营房科有一百多里地，但调拨木材就要常去签署文件。二哥带着种炫耀的神气和我们讲：“那会儿呀，我们坐着黑河纪委书记的小车，与部队的领导从加格达奇到齐齐哈尔。一路上，厚厚的大雪就有两米多深的地方；我们还在沿途看到狼追狐狸，那狼和狐狸一窜一窜地奔，象海豚跃海一样，瞧上去真是美极了。” 再后来，二哥提到他是八五年才返回哈尔滨来的，当时回来的很不容易，因为他笔杆子不错，驻地不放。到底是二嫂认识些关系，才让那边放了行；他自己又回哈市寻找接收单位，因为没有接收单位是不能返城的，况且他还要带回两个而不是当时只允许带返的一个孩子。跑了好些日子，人口办几乎被他跑烂了门槛，终于办成了事。 说起二嫂，二嫂八九年才回到哈尔滨，两个人分离了整整四年才又相聚到了一起。如今，两个孩子都大了，一个在大连，一个在北京，到了年节总不忘回来探望父亲。而母亲去年就随孩子去了大连定居，只剩下二哥不肯离开老家，一个人苦守着老房子。他不闲着，手头有两份工作，整天骑着自行车奔波来去的做一份，休息的时候就黄昏后的那一段时间。到了六点多钟，就又要去做看更的老人，半梦半醒地守着沉沉的黑夜，直到天明鸡叫来人换班的时候。 当太阳渐渐西落在初夏的云层后的时候，已经有些醉眼迷离的二哥慢悠悠地站起来，举起空酒瓶子向不远处的垃圾箱内丢过去。瓶子在半空里象做慢动作一般地翻了几个身，咣当一声撞在箱子的外侧，再滚落在一堆装饰用的石膏块、华丽板上。就见二哥赶紧跑过去拾起来，把瓶子丢进箱子，再拍拍手，打扫打扫衣服走回来，那已经被酒刺激得红起来的老脸就变得更红；他自我解嘲地笑着说：“二哥的手劲还够吧？能扔这么远。”不等我们说话，他就低身拿起小椅子，夹起报纸，紧赶慢赶着跑回他的老房子里... ... 2005年5月25日20：19分中华文学论坛/注册名：烈火的轻云 | 
发表于 2015-7-26 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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