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阿微木依萝 于 2013-9-4 13:59 编辑
每个人都有灵魂，有的人灵魂与山有关。
请让我用第一人称来完成她的故事吧。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家在凉山境内的一个半山上，离小镇近，赶街方便，比起山上的彝族，条件算是不错。我的命运注定与大山分不开。我出生在山里，师范毕业后，又分在了与我住所相连的大山上教书，那是一所彝族孩子居多的小学。
山上的路不好走，为了不耽误上课，我住进了学校。这使我的父母担心，害怕我在山上不习惯。
住山上也有乐趣，但爬山是件累人的事情，从家到学校，要走三个小时的路程。如果我身体不好，或者赶上落雨天，会更慢一些。我选在星期天到学校，星期六下课后再回到山下的家。这样一星期走两个来回，不耽误上课，也得到身体本身的锻炼。
起初爬山一点经验也没有，后来看到学生们爬山都杵着拐杖，我也给自己找了一根半干的松枝，用在雨天爬山，很实用。
爬山时总会遇着一些小的孩子，他们的书包长长地挂在背后，拍打着脚弯。
我的学生多半是彝族。初上讲台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张张脏兮兮的脸，衣服补了又补，裤子沾满泥巴，鞋子破烂，经常露出两三个脚趾头。他们的手从生下来好似就没有洗过，我领他们去水沟边洗手，只能去除表面的污垢，另一层黑仿佛长进了皮肤，怎样洗也洗不干净。孩子们边洗边笑，他们把洗手当成过节一样。当然，这个节平时根本不用过，所以突然过起来会令他们感到稀奇。
——“老师，我们是不洗脸的，洗脸做什么？洗手又做什么？”——“老师，我阿爸说了，洗脸为别人争光！”——“老师，彝教娃儿不怕黑！”——
他们的话让人快乐又难过。
我在春天去了一个女学生的家，她的家在学校左边的一个大山沟里，那里有一条河水，弯弯地流进小镇上的三岔河。
我去的时候，这个孩子正爬在锅灶上煮饭。那双黑得发亮的小手握着一把锅铲。我记得她的黑亮的手，总在每一个学期交学费的时候，高高的举起，头低下去，不敢看老师和同学的眼睛。因为我问的是：“没有交学费的同学请举手。”
这个学生躲过几次学，每一次都在交学费的那个时间。我警觉到“请举手”带给孩子的伤害。
再后来，我不在学堂问这样的问题了，只在本子上做好笔记，没有交学费的，帮忙垫上。
她的家是一座茅草房子，一个房间，一个堂屋，堂屋中间安着三块锅庄石，柴灰填满了火塘。火塘边摆着一只缺口的大锅，里面粘着一层猪食。房间里摆着两张床，被烟熏成黑色的蚊帐歪扭地挂着，像一块脏了的抹布。
孩子的父母是难得的开明人，除了穷一点，思想都很进步。他们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我告诉了他们孩子的缺点和优点，要他们好好配合老师，希望可以一起培养出一个山里的金凤凰。
孩子的父亲杀了他们家唯一的一只鸡招待我，怎样拦也拦不住，非要表示心意。穷人大方，真是不假。他的动作娴熟细腻，将鸡肠子翻好洗净，然后漂亮地缠在鸡肾上。孩子坐在火塘边吞着口水，笑嘻嘻地守着锅里的鸡肉。
吃饭时桌子移到了门口，对着河水，还有四面环抱的大山。我从来没有这样对着山吃饭。我觉得自己也是一棵树了，与四面的山林有心灵共通的默契和感念。
再一次去山里野炊，是学校专门组织学生野外写生的活动。那次险些弄丢一个学生，在那个叫“新房子”的大山边，找了好久才找到。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惊慌——山太大了，悬崖峭壁藏在深林。
彝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很难跟得上汉族学生，讲一篇课文要重复好几遍。如果我会说一口流利的彝话就好了。
讲课的时候，不讨好的事情也有，比如你不小心碰着了某个孩子的“天菩萨”（额前的头发），他就生气了，说你没有尊重他，或者说没有尊重他们的神灵，他如果小气，会叫了家长来和你理论。他们从小就知道“神灵”。而我却不知道。
“天菩萨是碰不得的！”他们的父母会严肃地告诫我。
我哭过鼻子，大概在这个山村学校，只有我那么软弱地被一帮娃娃欺负了掉泪。我的同事比我强悍多了，她手下的孩子看见她，眼里就装满了惧怕。
淘气又不爱读书的孩子我遇着最多，尤其是教三年级时，我站在讲台上转身写字，他们却躲在底下朝我扔粉笔头，扮鬼脸，甚至拿了一面破镜子梳他的天菩萨，惹得其他同学嬉笑。偶尔我走在操场上，猛然一回头，也能撞见一只猴子举着他的爪子做抓我头发的模样。
我不像个老师，倒像一只被逗玩的傻猴子。但我不生气。
这是一群天真的小嬉皮士，他们有时候讲道理，有时候不讲道理，而这正是人之初的本性。
我太爱他们，这使得他们不怕我，而我又不能不爱他们。
每一个孩子都是人类的精灵，他们的眼里都装着一棵树，这棵树现在还是一株嫩芽，我只想细心地培植，让这些树挂上他们理想的果子——甜蜜的果子。
农夫是不讨人喜欢的，他们没有闲趣讲故事逗人，只会枯燥地忙活那些庄稼。我想我也成为农夫了。
我想成为一个有趣的农夫。
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了演讲比赛，我的那个爬灶台做饭的学生拿了第一名。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自卑的心理终于渐渐平和，会与同学说说笑笑了，不再一个人跑到山包上爬树。
过了儿童节没多久，学校里的一个男学生被墙压死了，在他自己的家里帮忙修房子，那样小的孩子，正在后檐沟弯腰背泥巴上房，新修的山墙倒了，活活把他砸死在土堆里。后来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好像是那个孩子来不及流在人世的眼泪。
“你们要好好读书，孩子，只有好好读书你们才能走出大山，才能改变命运，到山外去生活或工作。”我有时这样对他们讲。
“我为什么要教给我的学生逃跑呢？而不是教给他们生活的勇气。”我后来又这样想。我纠结而又羞愧。再去课堂，我又换一种方法告诉他们，读书可以修养自身，可以改变命运，但也能为家乡造福。
这是个伟大的理想。就像一个牧羊人，他数着他的一千只羊，一千只羊数到长大，就是牧羊人的希望和骄傲。
到山上五年后，我做了四年级的班主任，同样教他们语文，偶尔代替一下音乐老师。有一次教他们唱《打靶归来》，淘气的孩子，把歌词改了，他们唱——咪索拉咪索，拉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所长就是我。
山上的岁月，若按照“山中七日，世上千年”来计算，我已是不老的神仙了。他们说神仙是不会寂寞的。不对，神仙也会寂寞。
你看山下的灯火，就像睡在山谷的眼睛，它们张望着你，无言无语，却给人扔来许多愁怅。我在高处，有时候站在山包后面的松树下，看我的家，看属于家的灯火。我的心里充满了思念和哀愁。我想起我的爱情，那段寂寞的爱情。
爱情应该是热烈的，而我的爱情就如三道茶里的最后一道，“淡如微风”。
我暗恋上了学校里的一个数学老师，很不幸，他有自己的女朋友。我算是什么呢？也许也算是女朋友吧（我自己的想法）。可他的女朋友来学校找他的时候，我却想要躲起来。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却害怕面对那张美丽的脸孔，那个高挑丰满的身影，从我身边走过去，我便感到不安。我好像在偷一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的爱情是软弱的，不会主动去争取，总是站在一边看他和女朋友一起出去散步，一起吃饭，一起将衣服洗来晒在学校旁边的树枝上。
有一晚月色很好，我想约他说点什么，但想到一些问题，又退缩了。我将寝室的门紧紧关闭，躲在屋子里织毛衣，织错了，拆掉，再织错。
这一晚如果我自杀，会死得没有人知道。但我为什么要自杀呢？而我又为什么不自杀呢？纠结，痛苦，只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有些话不说出来，一辈子就没有机会了。他结婚了，在一个秋天，秋高气爽，他心情愉快。
很快三年过去。他的孩子已经两岁。那个可爱的妻子经常来学校与他作伴，他的小女儿，晃晃悠悠来到我的寝室门前，问我要糖果。
我的爱情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我在山上像个道姑，除了拿起书本的时候是老师，其余的时光，我把自己关进山洞——寝室。
一个六年级的学生要结婚了，他的父亲派人跑到学校来送信，说喜宴已经张罗好，就差新郎回去。
因为是星期六，我们早早地放课回家，不能耽误人家的终身大事。我如果是外地来的老师，肯定会惊讶，这样小的孩子，十三四岁，结的哪门子婚？但我生在大山，便少了这些疑问。
彝族孩子早婚，真是不奇怪的事情。他们一边读书，一边就把婚结了，等他们读到大学，可能孩子也在上小学。父子一起念书，这在彝区并不稀奇。
一方面我还是不能接受，从自身的感情角度难以接受。小小的孩子，上着上着课，窗口就伸进一只脑袋，喊他回去结婚，然后这个少年新郎就要脸红筋胀地跑出教室，过家家一样跑去结婚。我想小新郎并不会意识到这个婚礼的重大和意义，在他的心里，这个婚礼就和做游戏一样轻。直到他长大，发现这是个事实，才能用之后最长的岁月来接受它，或者叛变它。
而他们的婚姻，大多是板上钉钉。一个人的叛变无法敌过整个家族的意见。他将这样活下去。好像这个传统是一个魔咒，他之后的作为，竟也学会他的父辈，也要将自己的孩子从学校拉回去完婚。
我常常厌恨那些披着披毡的彝族汉子，他们酗酒，喝得烂醉躺在学校旁边的公路上，有成年的女子走过去，他就追着人家喊，嗨，阿妹子，来跟哥哥吹一下牛。
吹你妈的鬼牛！那些女人也是彪悍有胆色的。
如果有酗酒的彝人，我就不敢一个人出去散步，如果去，我便叫上自己的学生，与他们闲走到“何家梁子”的地方再折回来。
彝族人喝酒与他们住在山上有一些关系。这样的山势，整天像蜘蛛一样在坡地里织网，是需要一些乐子来弥补心里的空虚的。他们发现酒是一样好东西，于是爱酒如命。
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没有爱情的，无论男女，而他们却能不要爱情地与对方度日，一起面对这座大山，一起收割大山上的庄稼，他们是真正的伙伴。就像一个远行的人走在空旷无人的地界，假如有一个人与他一道面对这个寂寞的空旷，他会不多选择的接受这个人的伴随。
彝族汉子在婚宴上喝酒，那是没有局限的豪饮，他们被酒精软化的身体就那样倒在一堆柴垛子上，说着彝话，说着连彝族人也听不懂的彝话。他的女人是不会上前劝他的。她们要给这个男人醉酒的权利，这个权利像是男人从娘胎里就带来，他喝得再醉，你不能管他，你管他就要挨揍。把你打得鼻青脸肿，然后酒醒了再好心地帮你找草药敷擦，他会说这是“责任”。
我去参加了那个彝族学生的婚礼。他的新娘子比他更小。等到“跑”的时候，女孩没命地撒腿狂奔。能跑到哪里去呢？这个“跑”只是婚礼中的一个仪式，不能真跑，只是做做样子，到最后还是得乖乖地被捉回来。
女孩跑的时候可能意识到什么了，她的自由，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跑回家。而她是跑不回去的。后面追她的一群人，“耶哦耶哦”地吼着，恨不得插上翅膀。她边跑边掉泪，用袖子捂着脸，瞎跑一阵，轻松就被人捉住了。
“捂着眼睛怎么能看得见路呢？孩子。”我当时心里一阵难过，眼前灰灰的，像是漫天的黄沙封住了视线。
婚宴上，有学生上前来给我敬酒，他们嬉笑着，在人群里找那个新郎给我看。他们忘了那个新郎是我的学生。
命运不是上天决定的，而是人类自己取决。这群弱小孩子的父母，他们中大多数人只有“让他识几个字就成”的念头。终于识几个字的孩子，最后都被领回去放牛或帮忙干活了，小小的身影站在坡地头，丢粪，背柴，或架着牛犁地。
我是个老师，却不能找回我所有的学生。
“让孩子读书吧？他还这样小，在家也做不成什么。”
“不了，老师你不用劝，家里没有钱给他读。这就是命。算了吧，算了——这就是命。”
算了，就这样算了。
他们原本是打着火把来上学的，识完几个字，又打着火把回到大山里。在一个葫芦一样的大山肚子里，我时常看到一些孩子放牧的身影，他们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不是，已经超过了读书的年纪，却还是个羊倌。
我怎样形容自己的内心呢？无法形容。我对大山又爱又恨。
外省捐来一些旧衣物，我将它们搬到讲台上，用一节课时间由他们自己挑选。他们羞涩地上台，翻一件自己喜欢的，如果没有自己喜欢的，就找一件大衣服或裤子，拿回去给他们的父母。
有几个学生不愿意上台领衣服。他们的衣服不比其他孩子好，只有更破旧。
那个爬灶台做饭的孩子，她低着头坐在最后一排。“阿微，这衣服你可以穿。”我的同事、也是他们的政治老师，扔了一件花色好看的裤子过去，裤子有些大，等到长大是可以穿的。
裤子飞回来了，落在讲台上，同事再给扔过去，又再飞回来。
“拿回去给你父母穿也是可以的。”同事走过去，将裤子放在她的课桌上。
她收下了裤子，叠起来装进一只胶口袋——她的书包。
我如果想走出大山，会是件轻松的事情，但看着山里的孩子，看着他们天真求识的眼神，又不忍离开。
其他的女老师都调走了，学校只剩下我一个女性。我自己做饭，自己上山找柴，自己在学校下方的荒地里种小菜。除了做一个老师，我还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农夫。
我对学生的付出和疼爱是能看到回报的。不会写作文的孩子也能写作文了。当初写“我的爸爸已经九十多岁了”的那个孩子，终于知道怎样计算年龄。他还会看树的年轮了。
学生们星期天回学校，会在路上给我捡一些柴火，看见我的菜地生虫，会去捉虫子，更能因为捉虫而写出一篇作文。我很感动。
善良的学生家长对老师极其敬重，不管他们抱着怎样的人生观念，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看重孩子的成绩。彝族人是可以教化的，他们并非是人们所讲的“野蛮子”。“识几个字就够了”的家长观念逐渐改变，他们砸锅卖铁，直到没有锅铁可砸卖，才失落愧疚地领回自己的孩子。
我总是感到遗憾，不能给更多的孩子申请到贫困补助。
我开始卖作业本，半送半卖，对于自尊心较强的孩子，就以考试奖励或作文奖励的方法将本子送出去。
我结婚了，在民族小学任教后的第六年，嫁给了一个同样做老师的山里人。我的命运还是与大山分不开，即使我叫所有的孩子要改变命运，却没能说动自己去改变命运。
女人的婚姻意味着二次投胎，我又将二次生命投进大山的肚子。我爱山就如彝族人爱酒。
我死后肯定也要葬在山里。这是我和山的生死缘份。
注：本文刊于《啄木鸟》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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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4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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