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一到冬天，风就从峡谷吹上来，有时被山沟挡一挡，吹到村落的风才会小下去。山顶的风吹不到藏在峡谷里的村庄，它们到了半山就被松树挡住，那些呜呜的风声，夹杂着悬崖上坠落的溪水声，即使坐在屋里也能听见。
冬天比较静，这个时候，村人很少上坡，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尽，只有极少的耐寒蔬菜在雪来之前顽强地生长。人们不去管这些蔬菜，他们窝在一堆炉火旁，火塘里烤着三五个土豆，或者，锅架上煮着一壶水。男人吸着旱烟，女人缝着鞋垫，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话，小孩子趴在大人的腿上打瞌睡，如果有一只猫，猫又偎在小孩的腿上打瞌睡。
这是属于农民的季节。他们在一年的前三个季节忙碌，轮到最后一个季节才得以休息。这时候谈婚论嫁的人可以谈婚论嫁，想回娘家的妇女可以回娘家，想喝酒的男人可以整天喝酒，想追求哪家姑娘的小伙可以装模作样去门前假装路过。当然，闲得慌的人，可以趁着季节找人斗嘴，等到冬天过去，又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该干啥干啥了。
这是冬天还没有下雪的情景。人们穿着厚的衣服，有时也穿不厚，因为有火烤。
雪在大山里停不住，往往前面的雪下过去，后面的雪还没撵上来，太阳就出来将它们融化了。雪停留最长的一次是在我的童年，它们落在村里至少五天没有化完，我堆的雪人最后才化去，我守着它化去，就像守着一个即将远行的亲人，它最后越来越小，小到只剩一个白色的圆球，忽一下钻进了地底——我没有眼花，它确实钻进了地底。
2009年冬天的雪，下得不早不晚，临近过年的一天，推开门，村前村后都是白茫茫的雪山。屋顶的平房，已经盖上厚厚的雪，使平日看起来单调的屋顶有些臃肿的可爱。屋檐上的几根横梁，支出去的部分也裹住一层厚厚的雪。
雪落到村庄后，高山的松鼠不下山了，平时，它们会走村串户，在门口的石缝里假扮老鼠跳来跳去，而它们滑稽又可爱的尾巴，藏也藏不住，被石缝夹住，传出几声脆嫩的尖叫。
雪地鸟倒是不怕寒，它们或许有着绿色的羽毛，或许红色的羽毛，或许灰色的羽毛，但是到了雪天，仿佛都是白色；只要停在某棵冒着树尖的枝头，不抖动翅膀，它们就是白色。
村里有一大半的十岁左右的孩子不喜欢烤火，他们喜欢下雪，喜欢在雪地里奔跑，喜欢望着高山，生出去山上捉野兔子的念头。之后，在他们无法说得出来的感动中，捏紧了雪团子向自己的同伴掷去，并配以哈哈大笑。
村中的老人在冬天极其安静，这个季节，与他们的晚年一样平静。他们静静地烤火，眯着眼睛，就算看着一只老鼠明目张胆地从脚背跳过去，他们也懒得睁开眼睛看一看。假如他们还年轻，他们不会容忍一只可恶的老鼠奔来跳去，他们会找来刷把或火钳收拾它们。可惜得很，时间把他们的斗志都抽走了，所剩下的力气只够用来打瞌睡，不够对付一只厌恶的耗子。
父亲和这些老人一样老去了，就算他还不算真的很老，却已经开始滑入老年队伍。他不爱出门了，大概从四十岁开始，就住在这个村庄里，没有什么大事情，保证足不出户。他经常坐在门口那块石板上，那石板曾经是奶奶来看望他时最爱坐的地方，现在他坐上去，也是看着村后的山，假如阳光有些刺眼，他又转过身去，背对着阳光，看另一面的山。他的神色和奶奶有着复制的相同。
有时候，我也坐在那块石板上，看着村后的山，心是空的，没有特别浓烈的思念。奶奶，父亲，他们所有的那种刻骨的血缘情感，在我这一代人身上显得有些单薄——虽然我也想念逝去的奶奶。
父亲坐在门口的雪地里，双手捧着一个收音机，胡乱地拨着一些频道。有时，他像孩子一样有着滑稽的幽默，天那么冷，他起一个大早，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故意凑到窗户吵醒贪睡的人。母亲总是很不高兴，她做完了饭，很不情愿去喊他，最后去喊也是喊他的绰号。他们一辈子都喊对方的绰号。
这个村庄和父亲一样的人有很多，他们有的爱听收音机，有的爱在冬天打理自己的草烟，有的就知道烤土豆，烤完再一个接一个地剥，剥给自己的孙子或者别人的孙子吃。
这群老人在这个季节，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一点也不活跃，也不冲顽皮的孩子发火，他们该听收音机听收音机，该裹草烟裹草烟，他们闲透了，简直。
不走娘家的妇女闲不住，她们有的去山上找柴，有的找猪草，三五几个约在一起，在山上烧一堆火，边烤边吹牛，吹够了，才把找好的柴和猪草背回家，而那时，往往天都快黑了。
雪天去街上是一件难事情，村中的妇女在雪来之前就采好了年货。贤惠的女人背着米，买几斤白糖到加工坊打米花，付一点加工费。
母亲是怕麻烦的人，她因为怕麻烦，不会去打米花，而且一辈子不会做豆瓣酱，这让爱吃豆瓣酱的我小时候非常羡慕我的三婶。三婶后来随我三叔搬到云南居住时，我怀念豆瓣酱比怀念她本人还多。这不能怪我好吃无情。
三婶以前居住在村庄时，她不仅会做豆瓣酱，还会在雪天做泡菜。我看她一铲一铲将第二次下来的干净的雪铲进大锅里，就会一直盯着那口装满雪的大锅，看它们一点一点柔软地融化。而它们最初有着大山一样的模样。
三婶是唯一不会安静过冬的人，她总是忙碌在屋前屋后，不是忙着她的泡菜，就是忙着扫雪。
2009年临近过年的最后一次赶集，是我和妹妹步行去的。那时候，摩托车已经不能上山下山了，那条原本破烂的公路被雪覆盖得看不见凹凸和缺口迹象，司机害怕摔倒，更怕掉到山崖里去。
摩托车不能通行的路，人可以行走，雪覆盖了烂路，原本不平坦、有水沟或石子恪脚的地方，现在都平坦了，走在雪上感觉寒冷却舒服。
马很少在雪天还要下山，但我和妹妹在那天看见了许多匹瘦马，被几个皮肤黝黑的人牵着，他们像迷路的人，又像是马帮走散的后队——他们的马身上驮着几口烟熏的大锅，马脖子上挂着铜铃。
“你们去哪里？”妹妹喜气洋洋地问他们。因为过年了，她显得异常活泼。
那几个人没有理我们。他们匆忙地赶着马，在沙沙响的雪地里消失了。他们好像不会过年，好像从来也不用特别去想过年这件事情——马上驮着的干粮和水袋，使我这么想象。
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白色的，这些白，有雪花覆盖的白，也有刷漆的白，那些白房子里偶尔跑出一个孩子，穿着笨重的厚衣服，抱着一个暖手袋，好像生活在北方的孩子一样。街上的孩子在街边看山上下来的我们，就像看着两匹滑稽的驴子。
我们并不是驴子，但是，我们身上有摔脏的衣服和打湿后显得狼狈的脸。这些孩子实际上比街上的大人有同情心，即使他们不能真正给你什么帮助，却一直真挚地望着你，那双眼睛，在雪天里，仿佛是温暖的太阳。
雪天在街上呆上四个小时，就不要想着天黑前可以赶回家。至少那个雪天，我和妹妹尝到了贪玩的恶果。我们在街上买衣服，并不长的一条街，走上五遍已经感觉到了天尽头，但还是固执地走。好像十分喜爱在平地里走雪，平地里的雪声，就像一首平缓的抒情音乐。即使那个时候并没有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在雪地里走着走着，好像就把自己走进某场刻骨铭心里去了。
上坡的路十分难走，在平地里走雪的快乐在上坡时丁点不剩，腿脚十分不灵活，有时干脆就不想走，或者埋怨自己的家为什么不在山下。身上背着的几样零食，有一半已经吃掉，包括喝着十分冷的水，也一同进了胃。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那些村庄，一路上都有，它们分住得很散。这些村子里没有一个是我的亲戚，就算有那么一些熟人，也只跟我的父母比较熟悉。我很早就出门打工，我像是个生在本地的外乡人。好在雪天里，大家都好像特别有爱心，他们只要站在门口看见你经过，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好意地邀请你去他家喝一杯热水。单是那狗十分吓人，它们一色地竖着耳朵，露着牙，摇着尾巴，在你跟它的主人道完谢之后，追着你狂吠。
这是每个村庄都有的现象。你不能说那些狗的主人故意那么干，因为在农村，几乎家家养狗，打狗是每个人基本的能力，从你三岁会蹭饭开始，这个能力就应该得到锻炼，所以，打狗不需要主人帮忙。当然，你不能把狗打死了。
我是打不过狗的，尤其在雪天，狗有着狼的本领，特别是最凶恶的狗，它们在雪地跑起来就像狼一样潇洒，好像你就是一只肥美的羊，它非咬你一口不可。
雪天会遇见放牛的孩子，他们提着用废弃小盆改做的火盆，里面的火炭红亮亮的，偶尔加一把柴，然后，用我少年时惯用的方法，提着火盆像抡马鞭一样，很有技术地在身体的一侧转出标准的圆圈，直到火盆里的火燃起来。
我们那天遇着的放牛娃只有一个火盆，他们三四个人，坐在雪地里，皮肤黑黑的，脸也脏兮兮的，烤火的手沾着一层常年不洗的污垢，又加上烟熏的黑，最后形成一层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的肤色。他们几个围着那只小火盆，几双手怎么也烤不暖，依旧是一种冻伤的黑红色——这是大山上的另一种颜色，除了绿色之外的颜色。
他们抬起头，非常天真地看着我和妹妹，他们微笑着，好像要说什么话，又羞涩地什么也不说。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很冷，很自觉地，站起来，退在路的一边，如果我们坐下去烤火，他们不会阻拦。
我们走开了。那盆火不去烤，看一看就很温暖。
那天，很晚才到村庄，当时还在下雪，村前和村后的山林里，不时有积雪坠落枝头的声音。雪地上还有十岁左右不知道冷的孩子在打雪仗，他们的父母懒得管，守着一堆火，而外面，几个孩子已经堆起一个活生生的雪人。
我又一次见到我童年时的那个雪人。仿佛它又从地底下钻了出来。
注：本文已发2013年第3期《民族文学》。图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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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3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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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13-4-13 1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