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李子四 于 2012-7-18 19:50 编辑
河滩是童年时代的乐园，小伙伴们很多游戏都是在河滩进行的。抽陀螺、打泥头仗、甚至踢足球，无不在这没领主的原始地带玩得不亦乐乎。而最刺激最快乐的，是偷红薯。我们的童年时代没多少东西可吃，见到水上人家在河滩种的植物，只要洗洗就能入嘴的，必不放过。偷红薯吃，是最方便的一种。扯着薯蔓，红薯就从蓬松的沙质土冒出来了，去河里随便洗洗，就能满足馋虫。
有一天我被逮着了，刚从水边洗完红薯站起来，还未入口呢，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站在我的身旁。不过奇怪的是她没有发怒，只是微笑。她美丽的微笑让我不但忘了逃跑，还乖乖的听话，按照她的手势，跟她走上一条通向乌蓬船的跳板。
女人走了两节，回头看看我，说：“咦，原来你很会走跳板哦，你不是街边仔吧？” 那时候有很多水上人家，他们的住所就是一艘艘大小不一的乌蓬船。水上人家大多穷苦，住在岸上的人叫他们“疍家”，多少有点蔑视的意思。岸上的孩子把水上人家的孩子叫“疍家仔”，就更蔑视了。而水上人家的孩子不肯示弱，反叫他们“街边仔”，也有点不屑。
当然这个女人说我街边仔时，并没有不屑。我也听懂了她赞我会走跳板。所谓会走跳板，其实是不要两个人同时走在一条板上。因为木板软，会随人的脚步高低起伏。一个人走，就能适应起伏的节奏。两个人或更多人，会因节奏乱而迈不好脚步，甚至会掉到水里。这道理父亲给我讲过。
女人的船很小，约莫只有五尺宽，丈多长，很破旧。我站在船头，等着她的惩罚。她没有惩罚我的意思，叫我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了里面，乌蓬之下，她的简陋的家。打着补丁的棉被，只有一只枕头。没有孩子的气息，估摸只是她一个人住的。
她把我“偷”的红薯缴了，放进一个破篮子里。然后走到船尾，从灶里挖了一个烤好的红薯出来。未到面前，已闻到烤的香味了。她递给我：“生红薯吃了会肚里长虫的，要吃，就吃这个。”
她的微笑和烤红薯的滋味，让我放下了羞涩。也让她知道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在家里是老三。末了，女人从船仓里拿了几只红薯，找了一块旧布包起来，让我带回家。说有空可以来玩，但别吃生红薯。那一年，我十岁，懂得说“谢谢阿姨”了。
回到家里，母亲骂开了：“好的不学，学偷红薯？”她举起了家法，一条竹鞭子。我说：“不是偷的，是阿姨给的。”母亲还算开明，让我把话说完。听完我的话，母亲放下了竹鞭，说：“明天你带我去见这个姨。”
后来，这个女人真成我姨了。不知怎的，母亲与她很投契，认了她做干妹子。她常来我家串门，我和母亲也常到她船上去。半年以后，阿姨搬到我家来住。原因是她的船破了，不能修了。一时租不到房子，母亲就让她来我家住，跟我同一个房。我的床头，曲尺形的摆多了一张简陋的床。
多了个姨，我的家里多了份热闹气。本来我家并非人口单薄，只不过父亲是船员，每月在家的天数不多。大哥去外地读大学了，一年中只有两个假期在家三几日。二哥上了中学，是寄宿的，以他的野性，不回家更好。所以家里习惯是我与母亲相依过日子。
母亲不会认字，但姨会，她会检查我的功课。每看完，都会向母亲说：李子功课好，一定要供他上大学。这话不管说了多少次，母亲都仿佛听不厌。而多了个姨便多了份热闹，主要是因为她懂得唱粤曲，还唱得很好。母亲是很喜欢看粤剧的，可能这也是喜欢她的原因之一。每个周末，都有些粤剧迷来家里和姨一起唱。小小厅堂，鼓架齐备，咿咿呀呀，母亲高兴，我也不嫌吵闹。
那时候我会一点点拉二胡了。如果没有人来，我给姨伴奏，也能应付一两下，母亲自然喜欢得不得了。有一天我拉着二胡给姨伴奏，忽然觉得她很漂亮，像海报里的明星。便随口说，怎么姨不到粤剧团里唱戏，姨比剧团里的演员靓多了。姨刹那间停下来，不唱了，神情黯然。母亲说：“小孩子懂什么靓不靓，姨就不去剧团唱，以后别说这等话。”说毕拉姨入房间去了。我莫名其妙，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
姨没有正式工作，她的生计，是从居委会里领些活来干。例如糊火柴盒啦、折纸袋啦，打麻绳啦。那时城外六里有个棋子厂，那些象棋做好后是要用油漆上红绿两色的。姨每星期从厂里挑一担棋子回来，就有好几天的活做了。我做完功课，也帮姨描棋子。姨总会说：“哎哟，李子做的比我还多，等发了钱，请你去茶楼喝茶哈。”母亲反对，说不必这么奢侈。姨与母亲打笑：“我疼下老三都不行呀？是不是没说也请你。”嘻嘻哈哈的，家里多了许多笑声。
其实姨来了，我多了份疼爱，自己是感受得到的。天气热，晚上睡觉，必是姨帮我拨扇子。天气冷，姨也睡前用手炉把被窝烘暖才让我上床。我生病发烧，半夜在迷糊中醒来，差不多总是先看到姨关切的神色。汗湿了衣服，姨也不用吵醒母亲，直接就帮我换了。我在她面前，似乎比在母亲面前还乖。不知是不是从那个烤红薯开始，她眼里对我的疼惜，就有种别样的难拒。
父亲对家里多了个姨并不公开排斥，但对姨的态度却是客客气气的。一年后的某天，姨不在家，我听厅堂里父亲对母亲说：“你这个妹子固然是好，但却不能总在我们家里住吧。”母亲说：“你放心，我正在给他物色个好男人，早晚是要嫁的。但不能太随便，不能让她再受委屈呀。”姨受过什么委屈我不大懂，却懂得这个姨迟早会离我家而去。
那次父母亲说过话不久，一个外地口音的男人频频出入我家。有时晚上会和姨出去，我也明白，他们是“拍拖”了。这“拖”大概拍了三个月吧，一天下午，母亲对我说：“姨要嫁人了，明天就走啦，我和姨说说话儿，小孩子不要听，你出去玩玩，到吃晚饭时再回来。”我听话出去，但还是回家早了，母亲和姨的知己话还没说完。
母亲最后的几句话我约略听着了：“你这想法就断了吧。别说我舍不得，他父亲不会答应，他两个哥也不会答应的。你去了那边。没准能碰上个更好的呢。”我听得一头雾水。见我回来，母亲不说话了。姨一脸泪痕，不想让我看见，拧开头到厨房去洗脸。
第二天，那个男人来接姨走时，母亲和她抱着抽泣了很久。姨忽然回头，也抱着我抽泣了很久。到她泪眼醒忪地盯着我打量时，我也喊出来了。我这一喊，姨干脆就哇啦啦地大哭起来。直到母亲和那个男人无数次地拉她劝她，好不容易才出了门。姨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过。
岁月会磨灭人们离别的苦愁。与姨的通信，随我上中学之后渐渐断了。过得几载，我已淡忘了这个姨。十六岁那年，我与母亲在广州的大哥处住了一段日子。母亲一定要大哥带我们过顺德找姨。母亲收藏着姨走后来过的信，上面有她的地址。也居然让我们找着了。
看得出，姨的日子过得蛮满足。有一间楼房，家私也挺整齐的。姨一见我母亲，上来就抱着：“姐，哇......”，哭的比说的多。姨也想抱我，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了，后退了一步，没让她抱。姨比比我的肩头，苦苦一笑，说：“李子比我高了，也生份了。”言语间很是伤感。那个我称为姨丈的男人挺热情的，为我们的到来准备了很多好菜。那天母亲和她说了什么话我不知道，只记得临别时，她们又是一场抱头痛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姨。
又过了大约四年，社会的动荡不安，连母亲都无暇去牵挂这个姨了。有一天下午母亲突然打了一个大喷嚏，说：“今天有稀客来。”过一会又说：“不是好兆头哦。”很有点戚戚然。母亲常说她打喷嚏很灵验，一定与某个人有关。果然到了傍晚，那个姨丈来了。我们搬了好几次家，也难为他打听得到我们的地址。他一进门就哭：“姐，卿她去了。”母亲的泪水顿时止不住地流：“苦命的卿呀，一点香火也没能留下来。”
我忽然又想起了这个姨，想起这个姨的种种好处。青年的我也懂事多了，便向母亲打听姨的生前身世。
原来姨有个艺名叫卿，本来就是粤剧团的演员，还是头牌花旦。因为组织查出了有个连她都记不起的父亲在台湾，姨被开除出文艺队伍。姨失了业，除了唱戏什么都不会做，出身又不好，自然找不到工作。下嫁了个渔民，以为能过日子就算了。可是不知怎的落下个妇女病，不能生养。水上人家对无后之大很是忌讳，不出三年就被夫家休了。那渔民还算有良心，给了条破船让她安身。
母亲帮她第二次嫁了个好老公，不嫌她不能生育了。但姨总为没有孩子郁郁寡欢。姨一开始就喜欢我，想让我当她的儿子。嫁去顺德之前，还央求母亲，让我跟她走。母亲自然舍不得，没答应。姨结婚之后，日子过得还富裕。虽然也想收养个孩子，但却遇不上一个让她欢心的。我和母亲去探望她，她高兴之余，见我很显生份，反而更郁闷了。后来便一直病，没想到才几年就没治了。
听母亲说完，小时候姨对我的种种疼惜，当年她与母亲许多让我莫名的话，一下子都明白过来了。每每想起，都有一种痛，却再回报无门。这是一个因为偷红薯“捡”来的姨，像流星，在我童年的天空里划了一下，变成了一道五味杂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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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18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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