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劫贫济富和贸易i顺差》中没有过多阐述的补贴危害和引发后果做一些补充说明。
一、两种竞争力
第一种是根源于效率的竞争力，这种“良好的竞争力”意味着在同等的条件下的生产的质量改善和产量增加，也就是在同等的条件下人们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随着总价值的增长，它的好处以工资和福利上涨的形式分配给职工（家庭部门），家庭部门便能够增加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换句话说，一种“良性的竞争力”能够间接带来需求的增长。从相对的角度来说，一国效率的增长总是指相对于别国该国的效率增长更快，因此可以说该国的家庭部门收入增长要快于别国，从而该国的家庭部门的收入增长也隐含了将带来更多的进口，在经济增长导致收入上升和本币升值的双重情况下尤其如此。出口和进口的双增长使得全球经济变得总体更好。
还有另外一种，第二种源于补贴的“竞争力”，这种“不良的竞争力”通过限制需求进而间接限制生产从而使全球经济变得更糟。那些补贴的“竞争力”的国家通过各式各样的牺牲消费部门实现对生产部门的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包括不公平的税负、低于市场的资金利率、薄弱的社会保障、打压劳工政策、超量基础设施等等——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更快的增长。这样一种“不良竞争力”导致对商品和服务的总体需求减弱，进而导致全球生产减少或者至少没有增加。在这样的一种贸易体系中，我们看到的景象是要么由于需求的减弱导致全球的总体产能过剩，要么生产只是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抑制需求来获得市场份额的做法，就是被称之为“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
二、补贴为什么也可能有竞争力
那么补贴为什么也能产生”国际竞争力“呢？不是说，补贴导致企业懒散，人浮于事，这样的企业怎么会有竞争力呢？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样的企业如果拿去补贴，很可能就不能在市场中生存。但补贴也确实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这是通过把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来实现的。为了描述这一现象，我们要用到一个经典的思想实验的例子，就是波音和空客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从克鲁格曼教授的书中抄来的。
假定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都能够生产某种有150个座位的飞机，产品销往第三个国家。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则每个公司将亏损5亿美元；如果只有一个公司生产，另一个公司退出，则生产者将获利100亿美元，而退出的公司既没有收益，也没有亏损。此时，如果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进行补贴，而美国不对波音公司进行补贴，那么波音必然将退出市场。由此欧洲国家只付出了很少的补贴（10亿美元），就为空中客车带来了100亿美元的利润。在双方都得不到补贴的情况下，空客的生产产承诺缺乏可置信的方式，因为两家公司同时生产的话双方都将产生亏损。但是由于欧洲国家对空客采取了补贴政策，对波音形成了可置信的威胁，因为无论波音生产与否，空客都将肯定生产，因为空客只要生产就能获得利润，所以其优势策略必然就是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波音公司得不到美国政府的补贴，其最优策略自然是退出竞争，把市场留给竞争对手。最后结果就是，空中客车获得的利润不仅包括补贴，还包括其独占世界市场所获得的利润。不计消费者成本，这是以牺牲波音（美国）的利益提高欧洲的国民收入。
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有些情形下，比如有两个国家，两个企业，生产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其中一个国家的企业获得了ZF的补贴，另一个没有获得来自ZF的补贴，那么受到补贴的企业无论对方采取什么行动，扩大生产都是理性选择，没有获得补贴的企业退出市场也成为理性选择。此外，来自ZF的补贴，不仅可以有效的把国外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之外，持续的补贴成为可信威胁，还能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
三、补贴的危害和引发的后果
在第一段中，我们描述了两种“竞争力”，一种是源自效率的”良性竞争力“，另一种是源自补贴的”不良竞争力“，也就是重商主义。那么重商主义有什么危害和后果呢？
重商主义是一种零和或负和博弈，它不会使全球的总体消费福利增加，还有可能使全球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总福利下降。实施重商主义的国家以牺牲国内工人和家庭为代价，大量补贴其制造业，投资和生产大幅增长，却没有同等地创造出国内的需求。如果这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生产超过了国内的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就会堆积大量无用库存，直到整个经济系统崩溃，失业率飙升。但全球贸易使得这些国家有机会不需要支付对制造业的补贴成本，而是让贸易伙伴承担这种产能过剩/需求疲软的后果。只要它能通过贸易顺差来输出成本，就能转嫁这一负担。总体来看，重商主义将或者导致自身失业率上升，或者导致贸易伙伴失业率上升，或者债务上升。
我们都知道在国家贸易体中，有顺差国家，就有逆差国家，因为全球经济体系是一个封闭体系，在其内部中，一方的失衡必然需要另一方的反方向的失衡来平衡。那么像美国这样的逆差国家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平衡中国的重商主义导致的产能过剩的顺差的呢？它有三种方式：
1）投资。但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企业一直不愿意投资，这是为什么，一方面，中国牺牲需求补贴生产的方式，总体来看拉低了全球总需求。一方面，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对制造业大量补贴的环境下，美国企业在国内投资无利可图，不投资或退出市场对美国企业而言是一种根据博弈论所言的理性选择。所以，美国企业不投资不是缺乏资本，资本一直廉价而充足——不仅有美国的国内资本，还有来自中国顺差的大量资本——而是看不到市场需求。企业拥有大量现金没有用于投资那现金流向了哪里？股票回购。股票回购也促进了美股的繁荣，像星巴克、麦当劳这样的企业，举债回购甚至到了资产负债表技术性资不抵债的程度。市场上钱太多了，全球资本严重过剩。那如果强行投资呢，一方面是无法和补贴国家的企业竞争，另一方面，美国如果也采取中国的补贴式竞争的话，会加剧造成全球产能过剩。
2）失业。如果美国不使用投资来平衡贸易的话，那么另一个方向就是听任部分企业破产，退出市场，工人失业。失业会导致需求下降，进口能力降低，进而迫使贸易恢复平衡——这个时候由于美国进口下降，中国的产能过剩也会开始出现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但是，这在政治上常常是不被接受的。
3）债务。如果既不投资，也不想失业，保持需求，那么剩下的选项就是债务激增。以更高的家庭债务和财政赤字依旧维持着消费需求，并得以让那些重商主义国家继续保持着”出口竞争力“。这就是当前贸易体系的现状。
这就是美国常常指责中国的地方。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消费疲弱，而中国ZF的应对措施还是补贴供给端，其结果不是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繁荣的市场，而是产能严重过剩，为了生存而苦苦内卷的局面。这种重商主义政策不仅导致中国经济的风险，使中国的工人和企业处境糟糕，也使得别国的工人和企业处境糟糕。
如果美国认定中国的重商主义做法对美国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且美国无力再以失业和债务来平衡中国的顺差。那么美国的下一步就是实施经济报复，这是必然的。这里没有任何道德义愤谁对谁错的东西，只有因果和逻辑的推论。在博弈游戏中，如果允许一方”作弊“而不受到惩罚的话，那么其他的游戏对手，要么采取报复行动，要么选择退出游戏。
美国会怎么做呢？我大概罗列三种方式。
1. 关税。这是最常见的方式，但关税往往引发贸易诉讼。很多人认为关税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对经济不利，至少对国内消费者不利。但这里有误区，只有在一个运作良好的贸易体系中，关税确实会降低全球生产率，并对经济不利。但如果关税的目的是为纠正贸易失衡的时候，它有可能提高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甚至相对的来说，也不会对国内消费者不利。因为家庭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关税能保护国内企业和就业，因此可以避免本国工人失业带来的需求收缩，收入的增加不仅能带来消费增长，也可以抵消物价上升的影响。
2. 重组贸易体系。这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已经尝试过，TPP。不过后来特朗普又给否决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联合那些自由贸易国家或者赤字国家，签订一份有别于当前漏洞丛生的贸易体系的自由贸易协议。在这个贸易体系中，各国不是通过压低工资来竞争，出口的目的是扩大进口，而不是顺差。由于顺差国不被接受进入新体系，这将迫使顺差国家自己解决自己的产能过剩问题。
3. 征收顺差税。别不相信，顺差其实是过剩的储蓄，征收顺差税就是对资本征税。这甚至不会像关税那样引发贸易诉讼，WTO也没有这个管辖权。对顺差征税可以使逆差国不必用失业和债务来平衡顺差国的顺差。
但是，报复行动是私人性的，以私人行动来对“背叛者”进行惩罚，是一种劣势策略。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就贸易失衡的问题达成一致，那么美中双方都会收益。中国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当前的这种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根本不可持续，并有计划的将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投资驱动转向到消费驱动。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是个长久的老大难问题，早在2000年时代，朱镕基总理就谈论过产能过剩问题 【附图】，2008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早已提出要转换到消费驱动的高质量增长上来，但是改革会是异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把收入更多的分配到家庭部门，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但是自己不改，就只能让别人迫使你改了。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改革也迫在眉睫。长期的投资驱动导致结构性高储蓄，这不仅导致了贸易失衡，引发贸易纠纷，也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基础设施过度建设，这些非生产性投资造成债务激增和大量隐性的经济损失。在会计处理上，这些损失都没有被费用化，而是被资产化了。中国的经济风险倒不是在负债方，而是来自资产方，过去十几年这些过度和不当的投资的损失很多都没有得到确认，成了资产负债表上的“虚拟资产”，由于这些“虚拟资产”无法产生回报，因此不能作为将来的投资以偿还债务。中国的债务占GDP比例已大大超过美国了，我们这里有些人还整天盼望美债崩盘。要知道美债的持有者大多数都是美联储和美国的国内投资者，美联储还掌握着印钞权。相比三十年前，美债占GDP比例只增长了一倍，而资本流通量已经增长了数十倍。想想自己，债务比例丝毫不低，除了中央的资产负债表是干净的，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地方ZF的负债早已不堪重负。正视问题的存在，才能积极的作出反思和改变。中国不可能也无法要求和控制美国对当前的贸易失衡听之任之，唯有在未来可能来临的全球需求收缩前调整自己。如果你不相信，那么就考虑一下两个经典的大顺差经济体在全球需求收缩时期的案例吧。这两个案例就是 1929年美国大萧条 和 1990 日本失去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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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21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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