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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帮
残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部队扩充到近3000人，其中有1000多人来自于马帮和当地华侨青年，他们成为残军兵力扩充的主要来源。可以讲，没有马帮与当地华侨的帮助，残军不但不能发展，恐怕还很难立足。
说起马帮，就离不开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隋唐，盛于明清，抗战后期最为繁忙。1942年5月以后，远征军第一路10万军队，为保卫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赴缅作战失败，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1942年开辟不久的驼峰航线运力又无法满足战时之需。于是蒋介石一边督促美国不断地增加驼峰航线运力，一边强调驿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尽量利用中国旧有的工具和方法,发动人力与兽力的运输。尤其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省，无论有无公路通达之处，都要提倡”。
云南的马帮按地域组成，多产生在滇西各县。有以大理喜洲赶马人为主的“喜洲帮”；鹤庆白族、汉族组成的“鹤庆帮”； 腾冲汉人组成的“腾冲帮”，丽江纳西人组成的“丽江帮”；中甸、德钦藏族组成的“古宗帮”，巍山、宾川回族人组成的“回族帮”等等。随着运载货物品种的增加，出现了专门驮运某种货物的“马帮”，有的马帮即以货物命名，比如“盐业帮”、“糖业帮”等。
滇西马帮除了上述统称，还有各自的帮名。帮名一般以姓氏为标志写在帮旗上。由于马帮多系商业性营运，都有自己在各地的东家。如“鹤庆帮”专为张家在西藏、印度开设的商号“恒盛公”服务，“古宗帮”则听命于中甸马家的“铸记商号”。商业马帮的规模庞大，一般都在百匹以上，有的多达400、500匹，还有一种临时性“散帮”，又称“拼伙帮”，由有零散骡马的人家联合而成，开展短途季节性运输，马匹数量有限，一般不会超过百匹。
云南马帮成员本源自云南各地的贫苦农民，加入马帮多为生活所迫。而且马帮成员大都具有血缘关系，一辈又一辈地延续传承。其实马帮生活比残军还要艰辛，马帮成群结队的穿过丛林，越过山岭，到寮北*和缅北山区里做点货郎一类的小本生意。他们主要贩出国内的药材等土特产品，贩入英国布匹和化妆品等生活用品，同时贩卖金三角的鸦片，在抗战时期，驭运达到顶峰时期，他们更贩卖军火。金三角地区的马帮，长年累月行走于缅泰老大山中，多半会选择当地掸邦**的女子为妻。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命”，马道上不仅天灾不断，人祸更多，加之路途艰难，在长达数千公里的跋涉中，随时会遇到危险。为此，马帮在运行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组织管理制度，同时为了马队自身的安全，马帮成员大都持有武器。
寮国，今老挝。
掸邦，缅北的“掸族”集聚区。中国傣族在缅甸称为“掸族”、“摆夷”，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称为“泰族”、老挝称为“佬族”、印度称为“阿萨姆族（Assam）”，属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叫法的同一个民族。
金三角地区的华侨与马帮，两者相加大约有4至5万人，他们对抗战时期入缅作战的远征军第一路部队印象良好。1950年，当残军进入缅北后，他们捐给残军粮食、医药、子弹、马匹。特别是云南开远、大庄（乡）、楚雄的回族马帮尤为庞大，人数多、骡马多、武器精良，早先已控制了泰缅商路。残军到达缅北后，云南马帮首领马守一、马云庵、马绶学、马鼎臣、沐国玺、兰绍萱、杨文光等纷纷加入，残军与马帮混为一体，难分彼此。
曾有第二批撤台残军人员，云南普洱浪昌籍马帮成员谭正高口述回忆，当时之所以加入残军，是因为没有残军颁发通行证的而处处受限，生计难保。于是加入了残军，有了残军的身份，则一路畅通无阻（<云南籍老兵回忆录，台湾屏东县滇缅文化民俗协会2006年出版>）。
（四）大其力之战
缅甸北部*原为荒凉的不毛之地。1886年英国在第三次英缅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占领了缅甸全境，开始强迫掸邦人民大规模种植罂粟，鸦片产量亦十分可观。英国殖民者曾把这里生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中国销售，牟取暴利。缅甸的克钦、克耶、曼德勒、勃固、实皆、马圭等邦均为罂粟主要产区。英国人是金三角罂粟的最早播种者，也是上世纪60年代后，金三角毒品泛滥于全世界的始作俑者。
几千人的残军官兵及家眷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经济来源。于是残军开始在山麓开荒屯田，同时为当地马帮商贩提供武装押运，其中来钱最快的途径，就是对运输贩卖鸦片的马帮进行抽税。
缅甸北部也称“上缅甸”，主要由马圭、曼德勒、实皆等省和钦邦、克耶邦、掸邦、克钦邦等组成。掸邦既是历史上从云南迁徙的华人移民主要的聚集地，掸邦的主要民族掸族与中国境内傣族、泰国泰族同族，与缅族之间长期存有矛盾。掸邦西部与泰、老交界地带即有名的金三角地区，北部与中国接壤。
由于当地土司向缅甸政府报告，缅甸政府军于1950年3月26日，在残军进入缅北，到达小孟棒尚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即向残军提出第一次照会，要求残军派人到大其力接洽、谈判，并限期残军于10天之内退出缅境。
双方前两轮谈判未果后，缅军扣留了残军谈判代表丁作韶、马鼎臣*，军纪败坏的缅军还驱赶当地华侨，奸淫妇女，意图切断残军来自地方的供给。随后缅军增兵5000余人，大兵压境。但残军确实无处可去无路可退，只能以“等待援助后，即反攻回云南”为由搪塞缅甸政府。
丁作韶（1902年—1978年），河南夏邑人（今河南商丘市下属县）。1917年考取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2年考入震旦大学法律学系；1927年获法学士学位；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兼首都调查联合办事处处长；再赴法国留学，获得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1931年归国后担任过多所高校教授。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国共内战时期因其思想右倾，引起进步师生的强烈谴责，被迫从四川大学去职；1949年1月8日，丁作韶作为天津守军代表之一，出城与解放军进行谈判；平津战役后，丁作韶前往昆明，曾短期担任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1950年初，随李国辉部退往缅北，任复兴部队总顾问、**抗俄大学教授；1950年6月3日丁作韶与马鼎臣代表残军与缅甸政府进行谈判，遭到缅方扣留，至次年8月才获释；1953年4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残军撤回台湾，丁作韶以“东南亚自由人民**联军”总代表名义，向联合国提出抗议，并竭力主张“不撤”。撤台后，丁作韶致力于台湾的法学高等教育，培养法学专门人才。
马鼎臣，缅甸华侨、马帮首领，地方代表。
1950年6月，双方经历四轮谈判未果后；13日起，缅甸空军连续对残军驻地进行侦察并扫射、轰炸；14日上午，缅甸空军司令亲率三架战斗机继续向残军驻地肆无忌惮地低飞扫射，被残军用重机枪击落；16日，缅军颇具中世纪骑士风度，先派人送来战表，告之缅军进攻的时间、地点，之后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开始向残军发动地面进攻。
截止到同年8月9日，这场历时近两个月的战争，缅甸政府军阵亡1500人，受伤3000余人，被俘302人；残军战死408人，伤602人。1950年8月21日，缅军指挥官尼温(Ne Win)派人捎信同意停战，但要求残军让开公路，避入山林，装作已被缅军消灭，以平息舆论。残军在付出极大代价后，虽然占领了泰缅边境重镇大其力，逼迫缅军停战求和，但只能算是惨胜。缺乏重武器、武器弹药，后勤补给的残军，在经历此次恶仗后，也需要喘息修整，补充兵力。于是，残军接受了缅军的求和建议。
（五）立足金三角
此后，经双方协商，残军让出了大其力，迁移到生产稻米，拥有40几个村庄的一个盆地。这个名为勐撒的地方被残军作为新的基地。李国辉、谭忠制定了“三三制”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一部分人开荒种田，伐木盖房，解决生存生活问题；一部分人招兵买马，加紧训练，强化部队；另一部分人则组织马帮运输，开展武装押运鸦片、抽税的生意。
此后半年的安定生活，让残军有了一个较长的修整时期。
覃怡辉在《金三角国军血泪史》一书中，描述李弥和傣学专家李拂一*早在残军尚未由云南刚进入缅北时，即于“2月6日，由台湾基隆偷渡至香港，计划经由泰北转往滇南，来与残军汇合。只是因为办理护照和签证耗费较长时间，当他们两人于4月11日进入到泰国时，李国辉与谭忠已经到达小猛棒一个多月了”。
李拂一（1901年—2010年），云南普洱人。1923年开始长居云南西双版纳；抗战期间与地方乡绅成立“云南抗敌后援会佛海分会”，任会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车里县县长、云南省政府秘书、参议等职；1949年去台湾；1950年由泰国进入缅北，后移居香港。李拂一是傣学研究，尤其是泐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著有《车里》、《十二版纳纪年》、《十二版纳志》、《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等著作。
此说法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在于，李国辉、谭忠的残部是在1950年2月20日前后，从云南过境进入缅甸。两支部队在小猛棒汇合几天后，通过第二十六军海南岛留守处电台与台湾“国防部”恢复了联络（也有资料说，从云南撤往缅甸撤退中电台损坏，在小猛棒得以修复）。
在此前，台湾“国防部”并不知晓第八、二十六军的残部进入了缅甸，李弥如何能猜测到这两支部队的撤退方向，而在两支残部尚未离开云南时，就提前离开台湾，途经香港、泰国进入缅北，与残军汇合？显然在时间与逻辑上，此说法难以成立。
台湾史料常见的描述是，国民党残军对缅甸政府军大其力一战的胜利，不仅震惊了东南亚各国，消息也传到了台湾。蒋介石得知不足2000人的残军，战胜了近万名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支援下的缅甸政府军，于是召见正在台湾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询问，是谁在那里指挥战斗。作为第八军军长的李弥，对各师一级干部应该不算陌生，但中间隔了一级，对团级干部也真的说不出具体的情况。
大其力之战后的李弥时期，台湾派往缅北的云南处书记长李先庚*，在其《滇缅游击忆往》一文中写道：“先总统蒋公，得知这些数据资料后，立即秘密电召李弥将军来台面示机宜。李弥将军接受命令后，立即潜返滇边编组云南**救国军。”
李先庚（1913—2002年），出生于云南省大理邓川县（现隶属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幼时随其表叔在大理读小学、中学，后入云南省土地清丈专科学校毕业，再被保送至南京，先后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特別班，军需学校、中央政校、计政学院（获硕士学位）。中英文造诣亦深。抗战时，参加淞沪会战、中条山大战；29岁时成为国军中最年轻的少将；1944年参加滇西大反攻；1949年任台湾东南长官公署经理处长，为赴台眷属困难时期解决每人每日1元菜金；1953年2月，残军在总部猛撒成立了“云南省特派员办事处”（简称‘云南处’），李弥为特派员，李先庚为书记长。后期李先庚参与了美斯乐的转轨建设工作。
蒋介石自大陆败退台湾后，一直怀揣着反攻大陆的梦想。大其力之战后，蒋介石开始对这支残军寄予了关注与希望，希望在靠近云南的缅甸，建立一个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作为原第八军军长的李弥自然成了最好的人选。因为残军两支部队原隶属于第八军与第二十六军，同属于李弥项下的原第六编练司令部。蒋介石要求李弥尽快履职先前已颁布的“云南省主席”头衔，再授予其“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一职，要他立即到金三角地区去领导指挥这支队伍，以期将金三角地区打造成为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
另一种说法，是说李弥得到第八、二十六军残部到达金三角地区，成功击退缅甸政府军立足于此的消息后，在7月15日蒋介石召见他时，主动请缨回缅北，率领这支部队反攻云南（尹载福<异域英雄>）。
其实哪种说法并不重要。滇南战役中从云南直飞台湾的李弥，看到国民党大小将军们携带家眷，蜂拥至弹丸之地的台湾而无法妥善安置的局面，内心的失落感可想而知。笔者倒是觉得后一种说法，应该更符合李弥本人的性格。
卢汉起义时，李弥的妻子龙慧娱同时被押。此后不久卢汉释放了大批被押的第八、二十六军中高级军官，也包括龙慧娱。不久，龙慧娱跟随这批人越过边境上的畹町镇进入缅甸。李弥虽身在台湾，但心里应该是放不下云南的。这里不再推敲哪种说法更为准确，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李弥是在李国辉、谭忠指挥残军与缅军大其力之战结束后，方与李国辉、谭忠见面，从此开启了“李弥时期”。
大其力之战，残军取得大胜后，台湾每月开始补助残军20万泰铢的军饷。此前台湾只给予残军每月2-5万泰铢的补助。
那么指挥这支缺乏补给的部队，带领着家眷、随军人员，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从云南历经艰辛进入缅北，于大其力之战中勇挫缅军，在金三角业已开辟一片天地的李国辉、谭忠，坚决地执行了李弥带来的台湾指示与任命，交出了指挥权，于三年后去往了台湾。
（六）悲悯的后半生
1961年《异域》一书出版；1990年朱延平拍摄的同名电影上映。但无论是书籍，还是电影均以残军第一次撤台即告结束。作为金三角的开山鼻祖，两败缅军的英雄，李国辉回到台湾后的境况，书和电影中均未涉及。读者与观众始终关心着李国辉回到台湾后的情况。直到2009年，覃怡辉的《金三角国军血泪史》一书出版后，才详细地披露了李国辉回到台湾后的境况。
第一批残军撤回台湾后不久，李国辉也离开缅北撤台。回到台湾后，他的职务未升反降，由少将降为上校军衔，由师长降为“第十二军官战斗团”团长。该团基本上由撤台残军官兵组成，副团长为罗伯刚。此人就是当年将部队武器卖给马帮后跑到台湾，原第九十三师二七八团的团长（谭忠所在的团）。这种落差，让李国辉内心极难承受。于是他沒有马上到嘉义部队驻地去就任新职，而是长期滞留在台北市的一家旅社里，整天忙着疏通各路关系，为保军衔及升职而忙碌。
原复兴部队第一批撤台的中尉排长潘培田等23名官兵，得知李国辉到了台湾，于1954年10月12日，联名向国防部提起控告，指证李国辉、何永年等人四年前，在缅北谋杀了与其意见相悖的副团长虞维铨。
随第一批残军撤台的潘培田
案件经历了两审，到了1955年7月20日，情报局又向军法局举报李国辉与参谋长何永年在缅北时盗卖军火。
李国辉担任团长的第八军二三七师七零九团，是在淮海战役后（台湾称：徐蚌会战），于上海收拢到淮海战役后的部分溃散逃兵重新组成的一个团，由虞维铨经手成立。当时团长王圣宇请假离职，由虞维铨率领部队移防江西；王圣宇回来后，部队随王圣宇、虞维铨经湖南、贵州、四川到云南沾益。1949年11月间，王圣宇离职后，李国辉空降到该团任团长职务。
如果没有李国辉，副团长虞维铨有可能过渡为团长一职，但是因为李国辉的空降，虞维铨未能由副升正。于是虞维铨感觉自己的晋升机会是被李国辉顶了，心中自然有些不快。但是虞维铨也觉得李国辉毕竟是第八军的老人，曾经因负伤进入过荣誉一师，李国辉空降第七零九团，任职团长也算说得过去。
1950年8月大其力之战后，原第八军副官处处长，李国辉河南籍的同乡何永年，由昆明逃到了缅北，加入了复兴部队，由李国辉直接安排做了复兴部队的参谋长。两个河南同乡，一个担任复兴部队总指挥兼团长、一个担任复兴部队参谋长，虞维铨内心感到永无出头之日了。
复兴部队参谋长何永年
何永年不是七零九团的人，除了李国辉之外，大家对他也並不熟悉。平时他喜欢自吹自擂，居然愚蠢到把自己多次被解放军俘虏的经历也当成光荣的事抖了出來。包括在卢汉起义时，何永年已是第三次被俘，自己还吹嘘在俘虏营中当了指导员，並且还说被俘之后如何被解放军优待等等。何永年的口无遮拦，给李国辉平添了大麻烦。当这些话传到虞维铨耳朵里时，他利用在周会上发言的机会，痛斥何永年不知廉耻，同时借机也数落了李国辉。
虞维铨的指桑骂槐，令李国辉怀恨在心。这次会议结束后，隔了几天，李国辉以开干部会为由将虞维铨叫出来，其手下的几位河南籍营连级干部，在路上迎面碰见虞维铨，其中两人用胳臂将其反绑后，另一人冲其头部开枪，将其枪杀。事件发生后，李国辉对外宣称，虞维铨“煽动部属，意欲叛变”，因“拒捕”被部下击毙。
半年后，虞维铨已随军生活的夫人王秀书，一个陕西籍的名门闺秀大学生（其父原为山西省民政厅厅长），方得知自己的丈夫被杀。听闻噩耗她痛不欲生，几次因过于悲愤而昏厥。因为丈夫的遇害，使她物质与精神上顿失依靠，于是王秀书准备赴台湾投靠她在空军服役的弟弟王秉森。但是李国辉与几个下属同乡，怕王秀书回台湾后告狀，于是在她准备离开的前几天，逼迫她服毒“自杀”。呜呼哉，这些国民党正规军的军人，人性泯灭的残忍行径令人发指。
李国辉“杀人案”开庭后，得到了在台湾的河南、云南籍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联名请愿，再加之李弥和柳元麟两位前后总指挥的从旁协助，李国辉及其他嫌疑人竟被判无罪。但潘培田等人不满判决结果，再次写信给“参谋部”和“军法局”，并设法传呈到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看到呈上的材料，批示严查。虽然，受各种因素影响，“杀人案”二审维持了一审无罪的判决，但李国辉、何永年“盗卖军火”一案成立，李国辉由此被判刑12年，何永年因外加“颠覆政府罪”被判处死刑。
“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苍天可曾放过谁！”
在军人监狱熬过两年时光后，李国辉终于得到蔣介石的特赦。虽然结束了这场牢狱之灾，但是因判刑入狱，李国辉被剥夺了应有的待遇，而由缅北带回的积蓄，也因为疏通各种关系而花费一空，以致出狱之后一家人生活困顿不堪。所幸在缅北撤军时认识的一位“四国委员会”中的朋友，当时正在台湾主持水利委员会，于是在该委员会中为他补上一名雇员之缺，让李国辉有一份微薄薪金补贴家用，后期李国辉则只能靠养鸡为生。
李国辉于1987年11月5日病逝。以他从军负伤，伤愈进入过第八军荣誉师的经历，以及在缅北期间所立的战功，他理所应当可以进入台北五指山的军人公墓*安葬。但因被判刑剥夺了相关待遇，以致死后无法进入军人公墓。
当年状告他的下属潘培田，回台后被调入联勤单位继续服役，由一名中尉排长升职为上校补给官，他与主管军人公墓的联勤主管为同僚。李国辉去世时，潘培田已从军中退役多年，但他仍为李国辉能进入五指山军人公墓而据理力争。
潘培田说：“李国辉立了那么多的功，得了那多的勋章，如今只因为被判了一个罪，便把他一生全部的功勋抹消，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较之合情理的法规，应该是一个罪可以用一个功去相抵；而李国辉的一个罪，若要以三个功、甚至五个功去相抵，他都还有余功可以进入军人公墓，对这样的一个英雄，政府无论基于人情或是基于事理，都应该让他进入军人公墓”（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
最终，潘培田的真情与不懈感动了联勤主管单位，不但同意让李国辉进入军人公墓安葬，而且还同意拨出两辆公车，帮忙接送那些前来參加李国辉告別式的残军官兵，送“小李将军”最后一程。
潘培田为虞维铨夫妇无辜被杀伸张正义，为李国辉入殓军人公墓仗义执言，让返台的残军老兵们啧啧赞叹不已。
台湾五指山军人公墓位于新北市（原台北县）汐止区汐万路三段500号，海拔699米的汐止五指山山顶。1982年3月29日落成启用，占地面积1170亩，依军阶分为特勋区、上将区、中将区、少将区、上校区、中少校区、尉官区、士官长区、士官区及士兵区，共计9417个穴位。
1972年潘培田以上校军衔退役。恰巧当时前西德一支足球队来台湾比赛，台湾混合了香港的球员，组成了中华龙虎队，最终龙虎队以1：0战胜来访的西德球队。此战增添了台湾足协理事长，联勤总司令郑为元将军的信心。1973年7月21日，由中华民国联勤总部成立了飞驼足球队，并邀请潘培田担任球队管理一职。
93岁高龄的潘培田于台北 2016年 图片：张克銘
潘培田年轻时踢过球，对足球运动颇有感情，退役后涉足足坛是他人生的第二春。他接下球队管理后，开启了飞驼足球队在台湾的黄金时期。在上世纪70、80年代，飞驼足球队成为台湾足坛王者，在台湾男子甲组足球联赛中曾夺得五次冠军、三次亚军、两次季军；在全国足协杯中先后七次称霸冠军，战绩卓越。作为球队的管理者，潘培田功不可没。他说：他的人生就是军人和足球组成的。 |
楼主: 四九
发表于 2021-5-1 23:36
显身卡
发表于 2021-5-1 23:48
条理清晰啊，要我这些人都得乱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