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塔希提 于 2017-8-20 08:39 编辑
48
因为答应过陈书记，将来去县城时，一定去看望他们，所以，在体检结束后，我把思文安顿好，便去了陈星楠的家。知道我来的消息，他家刘阿姨非常高兴，没等下班，便去买菜，还包饺子招待我。看见我已长大成人，不免要说起我去世多年的妈妈，刘阿姨热泪盈眶，眼泪止不住地掉落在地上。她说当初我妈妈与她就像亲姐妹，没想到那年的分别竟是永别。陈叔叔也跟我聊起了父亲的情况，还鼓励我，无论到哪里，都要好好干，给父亲争气。他们家的几个孩子都比我小，还在读书，所以都喊我叫哥哥。我和他们一起说话，一起玩跳棋。刘阿姨无论如何也不放我回旅馆住，一定要我在他们家住三天才准走，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请其他同学帮忙，陪思文慢慢回去，乖乖地在陈家住了三天。这三天，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让我找回了失去的母爱，让我尽享了兄弟姐妹的情谊。 在我回到后邵又一个礼拜后，通知下来了，我和思文都顺利通过了体检，而且我还第一批通过政审，被告知先批去工厂报到。思文可能因为他父亲正下放在较远的江南某县农村，政审尚需时日，而我的政审据说非常简单，去政审的人看见我表格上填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便以为我是现役军人的子女，只去了位于省城的兵团部，便顺理成章地通过。这实际上真是我人生的阴差阳错，让我在父亲两次被打倒的间隙钻了空子（因为四年后，父亲被追随四人帮干部路线的当权者陷害，重又深陷囹圄），假如父亲那时仍关在牛棚里，真不知我的插队生活要延迟到猴年马月呢。 此次来我们公社招工的有两个单位，一个是省城机械系统的大厂，另外一个轻工系统的小厂，两个厂结伴而行，招工资源共享，名额却相差很大，前者需要的人数是后者的十倍，所以，我们大都进入了这家大厂。 临走头一天，我和暂时没走掉的同学一一道别。褚友贞大姐看见我要走，哭得像个泪人一般，我劝了好半天，才算劝住。她坚持要我送给她一张照片作纪念，我便把刚插队时去田家庵照的那张给了她。她把我照片放进镜框，挂在墙上，说是每天抬头就能看见老小，又能跟我说话了。 1970年12月12日，队里派人拉架子车把我及随身行李送到淮河渡口。我从后邵出发，到县城集中，跟招工的人见面，领取了报到介绍信，再次到陈星楠家道了别（没想到，与陈星楠的一别，竟成为永别；一年后，他被军代表陷害，被迫自杀身亡），便回到了久已向往的省城。至此，我在农村插队正好两年零六天。这人生伊始的两年，就像是过了十年八年，感觉是那么漫长，那么艰辛。 思文在半个月后，也到了工厂报到。他的脚已经快要痊愈，不需要拐杖便能跛足前行。我们欢呼拥抱，终于一起回到了省城。 俊生由于政审没过关，真不知他为何要把父亲的事填进表里。他这一留，便又是六年，直到1976年才被当地单位招工。 一同插队的同学，除了俊生外，还有几位也因政审不合格，被留在了插队地，后朱的柴席文，西黄的庞慧敏、章芝惠，都为家庭出身所累，一直到政策宽松，才被当地工厂招工。 徐有莺大姐终因“身孕事件”，未能与我们同期招工回城，后来听说经过她父亲原单位出面周旋，最终在引产后，回到了省城，在她父亲原单位上了班。从此再无徐大姐的消息。那个与她有苟且之情的后陈有妇之夫，被以破坏上山下乡的重罪，获无期徒刑，被关进了大牢。 结局最悲惨的要数褚友贞大姐。我们走后，尽管公社给她后来作了安排，让她担任民办教师，后又到大队部担任妇女主任，主抓计划生育，可还是久郁成疾，不幸患上绝症，年纪轻轻便抛夫弃子，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喜剧，出演在历史舞台上，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场悲喜剧中的演员。虽然每个人出演的角色不同，出场的时间和频次不同，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和身份，那就是——知青。 岁月流逝，一晃便是四十多年。尽管人们对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评价不一、见仁见智，但相信历史终究会还其本来面目，后人自会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说。 再见吧，我的插队地；再见吧，我的第二故乡！
（全文完）
| 
楼主: 塔希提
发表于 2017-8-19 09:53
显身卡
发表于 2017-8-19 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