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黄河殇：1938·花园口》

失败的匈奴

２
　　刚刚打退敌人进攻，天空就像涨潮一样被黑暗淹没了。激战多日的四川新兵孙绍朴又累又乏，他把后脑勺一放在战壕坑壁的松软泥土上立刻就睡着了。

　　忽然天空落下一个炸雷，他一惊就醒过来，原来敌人还在打炮。

　　他听见阵地上有个声音着急地呼唤他的名字，连忙应了一声，他听出是平时要好的成都乡党卿仕恒。卿仕恒着急地赶到跟前来埋怨说：你不要命啦！队伍都撤退了，你怎么还在这里睡觉？

　　孙绍朴这才大吃一惊，看看左右，阵地上果然已经没有人影。这时又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溅得两人一头一脸都是泥土。等到他们慌慌张张地爬出战壕，大部队早已消失在黑夜里。这天晚上是个阴天，风很大，刮得呜呜响，到处漆黑一团，还有许多弹坑，让人心里发慌。孙绍朴没跑出多远就掉进一个弹坑里，幸好下面有个软绵绵的东西托住，没有摔坏手脚。那个东西忽然呻吟起来说：哪个？

　　新兵吓得头发都竖起来。好在他听出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原来竟是他们的四川排长祝伯均少尉。祝排长不幸被炮弹击中身负重伤，要不是新兵偶然找到了他，他就只好留在战场上变成一个下落不明的失踪者。

　　排长伤势十分严重，手腿都被炸断，只剩下一个血肉模糊的躯干。这样的重伤员不要说抬到开封，就是军医在跟前也未必能抢救活。排长头脑倒还清醒，他告诉新兵说：你们快走，我不行啦。

　　新兵着急地说：我们怎么能扔下您不管呢？我们就是轮流背也要把您背到开封去。

　　排长喘息道：赶快把我打死吧，敌人来了，大家死路一条。

　　新兵吓坏了，谁敢对长官开枪呢？何况祝排长是他们的四川老乡，待他们亲如兄长啊！排长呜咽着说：不要把我留给敌人，鬼子会把我的头砍下来挂在树上。

　　新兵大哭起来，他们终于哆哆嗦嗦地推上子弹，然后闭着眼睛开了一枪。

　　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孙绍朴老人向我讲述这惨烈一幕时依然眼睛湿润黯然神伤，他说抗战结束后他曾亲往排长老家寻找亲人，但是无果而返，这个遗憾至今仍留在老人心中。两个新兵当晚追上部队，此后转战晋、陕战场，直到１９４３年一同退伍回到四川老家。卿仕恒老人于１９９９年去世，生前为成都市人民商场退休职工。孙绍朴老人１９５０年结婚，育有二女一男，现为成都某粮库退休职工，过着平静而简朴的晚年生活。

失败的匈奴

３
　　开封前线全面告急。

　　作为中原重镇的开封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不仅是阻止日本人进攻郑州的大门，还是屏护京汉铁路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大本营对第一战区下了死命令，不惜代价死守开封城，必须把日本人挡在开封城外。于是战区紧急派出宪兵督战队，在开封城门口设置路障和铁丝网，任何军队没有命令不许擅自撤退，违令者格杀无论。

　　然而大本营的严厉命令也无法阻止脆弱的中国防线纷纷垮塌。

　　先是一些胳膊上吊着绷带、被人搀扶或者躺在担架上的伤兵陆续撤下阵地来。他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进城，因为他们是伤兵，不是战斗部队，如果他们不能提前撤离，一旦落入敌手必死无疑，而日本人虐杀中国战俘的暴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宪兵队长对此毫无办法，他恼火地挥挥手，下令放行。

　　接着为前线修筑工事和运送弹药物资的民工挑夫以及城外老百姓也源源不断地拥进城来，宪兵无法阻止统统放行，因为军队命令对老百姓无效。

　　次日清晨，一支风尘仆仆的战斗队伍出现在城外，看得出他们是连夜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宪兵当即进行阻拦，要求对方出示战区长官部命令，否则不准通行。但是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依然气势汹汹地朝城门口开来。宪兵鸣枪警告，铁丝网后面的枪口一齐对准这支拒绝服从命令的队伍，眼看流血内讧一触即发。

　　这时候一匹白马出现在队伍前面。

　　骑在马上的军官挥一挥手中的马鞭，队伍立即停下来。宪兵队长本来打算向对方宣示战区命令，但是当他看清来人领章上的军衔之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原来骑马人是位陆军中将。

　　按说战区宪兵队权力很大，有“见官大一级”之说，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小队长，而对方却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队长赶紧整理军容，跑步向前敬礼。

　　将军没有下马，只是冷冷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八师师长蒋在珍。你马上让开路，我的队伍要进城。

　　队长立正回答：报告长官，我只服从战区司令部命令！

　　长官将马鞭向身后一指说：这是我的一个团，他们已经同敌人战斗了几天几夜，但是昨晚我的侧翼友军阵地失守。告诉你，我必须把队伍带回郑州，如果你敢阻拦，我就下令缴你的械。

　　队长看见将军身后的队伍已经摆出攻城的战斗姿势，几百支步枪和轻重机枪一齐对准城门，让他不由得感到头皮发麻心惊胆战。他相信如果这回再不让路，那么他和他的宪兵队一定会被这些杀红眼睛的愤怒士兵踏成肉泥。队长口气软下来，他哀求说：长官，您不能这样做，我在执行上级任务。

　　将军轻蔑地教训他道：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傻事吗？敌人主力已经向开封后方迂回，你们这样做不过是在帮倒忙。限你一分钟打开城门，否则我将下令攻城！

　　队长终于屈服了。

　　如果大厦将倾的话，哪根独木支撑得住呢？更何况战争不是哪个人的事，就算宪兵队恪尽职守，勉强挡住败兵脚步，但是他们能挡得住日本人的进攻吗？诚如白马将军所言，一旦敌人迂回成功，数万守军无路可退，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必将重演，那么他和他的宪兵队就是日本人最大的帮凶。

　　城门洞开，宪兵被呼啸的洪水裹挟而去。

　　次日开封宣告沦陷。

失败的匈奴

４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五月末，日机连续轰炸河南省会郑州，这是日本人兵临城下的前奏。

　　郑州城内一片混乱，败兵和难民的队伍像洪水一样涌进城来，到处盛传日本人已经过了开封，不日即将攻城。政府机关和学校奉命紧急疏散，第一战区长官部也开始向洛阳撤退，老百姓眼看战火将临，只好像严冬将至的候鸟一样纷纷离乡背井举家南迁。

　　郑州城陷入山雨欲来的恐慌之中。

　　此时驻守京水镇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接到一个绝密任务，内容是一旦城市不保即放火焚城，把郑州夷为焦土。该任务代号为“Ｇ”，这是国民政府计划实施“焦土抗战”的开端。

　　这是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中国大本营认为只有采取包括焚城在内的最极端的自杀性手段打击敌人，才有可能阻止或延缓日本人进攻。为大本营提供历史依据的战例是公元１８１２年的法俄战争，当时拿破仑兵临莫斯科城下，库图佐夫元帅下令焚城，一时间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大火七日七夜未熄。拿破仑远道而来，法军在俄罗斯严寒的冬天里无法立足，最终只好扔下数以万计的士兵尸体狼狈撤退。从某种意义上说，拿破仑并非败于战争本身，而是被俄国人玉石俱焚的决心和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打败的。据说蒋介石对南京失守时没能痛下决心把首都变成焦土而懊悔不已，他多次表示必要时不应优柔寡断，即使效仿１８１２年的俄军也在所不惜。

　　此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日军进攻湖南岳阳，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将军误以为日军已至，下令纵火焚城。熊熊大火连烧四天四夜，烧毁房屋五万余间，死伤民众两万余人，这就是抗战时期轰动一时的“长沙大火事件”。事发后蒋介石下令严惩，将酆悌等多名高级将领逮捕枪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革职。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一个瞒天过海的障眼法，小小的长沙警备司令哪有胆量自作主张下令焚城，他们都是某个最高命令的执行者和替罪羊。只不过这些愚蠢家伙惊惶失措弄巧成拙，不仅赔上自家性命，而且害得成千上万老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白白毁了半座历史古城。

　　焦土抗战遂被终止。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受任务的蒋在珍深感责任重大，他亲自在郑州城里到处观察地形，选择和确定放火目标，最后决定从木头房屋较为集中的老城区下手。新八师连夜召开军官会议，组织若干小组，秘密准备火种、汽油等物，一旦日军攻破城市就在上风口实施纵火计划。其余各部队则在城内开枪将那些不肯离去的居民轰走，制造混乱进行掩护。

　　“Ｇ”任务被严格保密，违者军法从事。

　　
　　５
　　１９３８年６月初，北方战场的日本华北派遣军主力大举进攻，三个机械化师团又两个混成旅团约十二万人直趋中原腹地。

　　日军兵分三路：南路第十师团经太康、扶沟攻击许昌，包抄中国军队退路；中路第十六师团及混成第三旅团、混成第十三旅团经杞县、尉氏出击新郑，其前锋一部切断京汉铁路；北路则由起死回生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担当主力，一路长驱直入地攻陷兰封、开封，然后继续进攻郑州。此时已随指挥部前移的寺内寿一总司令踌躇满志信心百倍，他毫不怀疑那个令大和民族魂牵梦萦的战略目标已经越来越近，那就是攻占郑州，然后沿京汉铁路挥师南下武汉，一举消灭蒋介石国民政府。

　　与郑州告急几乎同时，武汉骤然拉响撤退警报。国民政府发布紧急命令，武汉地区所有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团体以及商家市民立即往湖南、广西、四川以及西北等地实施疏散转移。

　　抗战形势岌岌可危。

失败的匈奴

第十九章 生死存亡
　　
　　１
　　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我爷爷张松樵在娶了我的纺纱女工的奶奶并顺利延续邓氏香火之后，再次遵从母命北上寻根。他此行肩负的重大使命就是代表俺们湖北老邓家几代人的神圣心愿，重返中原故地认祖归宗。
　　这是湖北出生的张松樵唯一一次踏上故乡老家的土地。

　　老家的淳朴族人对于这个来自南方的“旋字辈”表示了谨慎的欢迎，族长大爷连夜在邓氏宗祠召集族人开会，经过通宵马拉松似的讨论后，终于宣布同意湖北“邓彭氏”后人重归邓氏宗祠。族人为远道而来的邓氏后人举行古老的入祠仪式，祭拜祖宗天地，将中断近百年的“邓彭氏”支系重新续入邓氏族谱，由此宣告俺们湖北老邓家回归列祖列宗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但是父亲说，我爷爷对那次遥远的中原之旅鲜有提及，直到许多年后他才从母亲那里偶然得知，原来我爷爷至此才弄清他的祖母“河南邓彭氏”何以独自领着一个“邓姓男孩”千里迢迢逃荒来到湖北的事实真相。这是一个有关黄河大水、宗族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悲惨故事，简单地说就是黄灾之年，“邓彭氏”丈夫不幸病逝，复杂而久远的家族纷争令这对无助的孤儿寡母被迫离家出走。

　　我爷爷在河南老家总共停留了几十个小时，他代表我们家族捐款重修邓氏宗祠，然后匆匆返回武汉。当我奶奶看见她的神情疲惫的丈夫出现在家门口时，吃惊地发现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脑袋上拖着辫子的河南乡下人，这个像出土文物一样的乡下人就是我爷爷的亲堂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大爷。原来这位河南大爷的父亲同我的太曾祖母“邓彭氏”的丈夫是亲兄弟，他们是我中原祖先那一根血脉之藤上结下的两只手足相连的果实，如今大爷身份是俺们河南老家的族长，掌握着村子里族人的议事大权，算得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河南大爷是来武汉走亲戚的，如果不是“旋字辈”的偶然出现，这位从未走出僻乡穷壤的河南亲戚恐怕一辈子也难以走进千里之外的南方大都市。张松樵对河南大爷的到来礼仪周全并且严禁家人非议，他淡看从前岁月里发生的家族纠葛和是是非非，认为那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他已经遵从母命认祖归宗，也就认同了自己的神圣祖先，换句话说就是认命。血缘是人生的宿命，作为晚辈侄儿，他对河南大爷的恭敬表现了邓氏后人对祖宗应有的敬畏之情。

　　河南大爷在汉口住了半个月。

　　好奇心不久便烟消云散，我大爷很快患上了思乡病，他对城市文明产生了深深的和不可遏制的厌恶。晚辈侄儿张松樵挽留无效，只好派人将他送回河南老家。
　　
　　２
　　父亲回忆说，临近期末考试，学校忽然发生一件大事。

　　一个惊人的消息像风一样刮进教室里，有人听说政府出了告示，日本人快来了，学校就要解散了。

　　于是我父亲这才想起街头上那张众人围观的政府告示。这么说武汉要打仗了，柱头粗的大炸弹就要落在屋顶上，生吃小孩的日本鬼子也要来了！我的小学生父亲千头万绪，只想得脑袋发痛，他的感觉就像火车开出了轨，世界一下子乱了套。

　　这一天校园里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庄严神圣的悲剧气氛。崇高是一种精神甘露，伴随苦难滴进孩子的心灵世界。教室里书声朗朗，平时哪怕最严厉的老师也变得像天使一样亲切动人，同学认真学习专心听课，那些顽皮的男孩子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他们一下子全都长大了。放学前师生共同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体大扫除，把他们熟悉和热爱的校园打扫干净，这一天连最懒惰最不喜欢劳动的孩子也争抢最脏最累的活儿干，好像他们要用这种积极的行动来弥补损失，挽留过去没能珍惜的美好时光一样。

　　告别时刻终于来临，老校长亲手降下校旗，师生一齐颂唱赞美诗“我主救赎心灵”。于是老师哭了，同学也哭了，他们依依不舍挥泪作别，祈祝来日相见。对于我的小学生父亲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成人仪式，他在短短一天中懂得的道理超过此前十二年人生的全部总和。

失败的匈奴

３
　　无论对于我的小学生父亲还是父亲的父亲以及所有生活在武汉的普通民众来说，即使他们对“沦陷”这个恶魔般的字眼早有耳闻或者有所防范，但是事到临头却还是猝不及防天下大乱。

　　因为战争的脚步实在来得太突然。

　　当我父亲拖着告别校园的沉重脚步回到家里，他惊讶地看见自己家里同样乱作一团：用人像受惊的马蜂一样飞进飞出，把许多大大小小的箱笼行李堆放在门口，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正在用湖北仙桃话大声呵斥女佣，而晕头转向的用人却总把事情做得南辕北辙。总之这个平时井井有条和管理严格的家里正在发生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地震。柳韵贤看见儿子放学回家，她没有如往常那般关切询问一番，而是柳眉一竖，喝令他赶快回楼上收拾东西，说是晚上要乘船到重庆去。

　　天空很快黑下来，直到我奶奶在楼下大声呼唤儿子小名，我父亲才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去。这时候他不由得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客厅中央站着两个黑脸男人，一个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张松樵，另一个就是多日不见的大表哥肖老大。

　　肖老大又黑又瘦，那张长脸就像被江水浸泡多年的乌木疙瘩一样。张松樵平素不怒自威，此刻更是阴沉得像头大老虎，吓得他的儿子个个噤若寒蝉。张松樵没有说话，柳韵贤站在他身边也没有说话，楼外已经开来一辆道奇大轿车，等家人鱼贯上车之后，我父亲看见他的父亲亲手熄掉客厅最后一盏电灯，仔细关上房门，然后接过肖老大递来的大铁锁，咔嚓一声把门锁上。

　　这把大锁从此就牢牢锁在全家人心头上，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新打开。

　　父亲一家的登船地点在江对岸工厂码头，他看见数十只木船正在紧张装船，还有被船长杨老大藏匿的大小“华安号”已经现身，此刻正安静地停靠在趸船外侧等待启航，它们果然在关键时刻成为张松樵一家撤离武汉的救命船。为防形势混乱发生不测，一向行事谨慎的肖老大花钱请来一队黑衣警察维持秩序，警察在码头外面划出一道红线来，以确保工厂船队安全启航。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开船之前到底还是出了大事。

　　一队武装士兵蛮横地冲上码头，他们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宣布征用两艘机器船，并且不由分说地扣留所有船员。黑衣警察在大兵面前就像老鼠遇见猫，他们一看事情闹大了，立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接下来工厂方面的一切据理力争和阻拦抗议统统无效，一个操东北口音的长官动不动就要掏出手枪来毙人，船长杨老大拒绝服从开船命令，结果招来一顿枪托暴打，被打断三根肋骨，机器船“华安号”到底还是被强行开走了。

　　天亮以后，警备司令部发布通令，宣布征用所有包括木船在内的水陆运输工具为前线运送军队和物资，一切违令者都将受到“破坏抗战罪”的严厉惩处直至格杀勿论。这样一来，我爷爷张松樵的全部心血和努力统统付诸东流。抗战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任何个人利益都须服从战争需要，因此无论我爷爷多么苦心经营他的工厂，也无论他多么经验丰富运筹策划，但是他到底无法同时代抗衡，换句话说同国家战争抗衡，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已经装船的机器又被强行卸下来。一边是岸上机器堆积如山，家人与员工被迫滞留即将沦陷的城市，另一边却是战争阴影步步紧逼，日本人的铁蹄越来越近。滔滔大江，竟无一条生路赐予这位可怜老人，他心中的悲痛和绝望可想而知！

　　裕华纱厂乃至我家族面临灭顶之灾。
　　
　　４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六月初，武汉当局发布紧急撤退公告，命令一出，全国哗然。

　　遭受打击最大的当属那些对前线战报一直深信不疑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他们与其说轻信宣传，不如说为自己一厢情愿的胜利愿望付出代价。《大公报》载：日前有来自东北、华北流亡师生数千人前往行政院请愿，许多人披麻戴孝，如丧考妣。一李姓教授当场割腕自杀，表达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激愤心愿。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接见爱国师生，表示政府决不会放弃武汉，但是敌人发动的战争是很残酷的，撤退是为避免伤及平民无辜，云云。

　　《新华日报》报道说，武汉各民众团体和流亡师生连日纷纷表达决心，前往行政院和军委会请愿的人群络绎不绝，许多人当场痛哭流涕，场面感人至深。一燕京大学老教授质问政府，我军一退再退，“九一八”东北沦陷，“七七事变”日寇陷我华北、华东，现在又轮到华中，今后还有何路可退？我泱泱中华岂不要被倭寇灭亡，国民政府岂不要逃到国外去做流亡政府？我亿万同胞岂不只有任人宰割做亡国奴之悲惨命运？该教授讲到悲痛激愤之处，当场晕厥。

　　武汉大撤退一石激起千重浪，世界舆论纷纷聚焦中国战场，关注中日战争的严重走势。国际通讯社电讯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这场亚洲人的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中国政府脆弱的军事防线有崩溃的可能性。

　　英国《卫报》则悲观地预言说，武汉大撤退很可能演变为一场毫无秩序的大溃败，那将是中国人抵抗意志的灭顶之灾。

　　事实上武汉大撤退的局势并未完全失控，民众抗战意志也未一蹶不振。武汉某进步团体举行撤退前最后一场《保卫大武汉》义演，多位著名艺术家登台演唱《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歌曲，全场气氛极为热烈感人。许多人忍不住痛哭失声，台下观众则高呼口号，群情激愤如火山爆发。会后组织游行请愿，途中不断有市民加入，到达国民党中委会已有数万之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面接见各界代表，当场发表《抗战守土与退敌之策》之演说。

　　但是水陆运输方面却传来种种令人沮丧的坏消息：开往中原方向的火车已经全部取消，武汉通往外界的铁路只剩下粤（广东）汉（武昌）线。长江上游的航运极度紧张，仅有的客船已经爆满，水运陷入停滞不前。汽车站虽有班车发出，但因种种原因，许多班次已经停开。记者闻讯赶往武昌火车站，看见等待前往湖南、两广的候车旅客人头攒动挤满广场。车站方面宣称，铁路运力已达极限，不排除取消多次临客的可能性。

　　报载：东北籍教师白先生一家三代辗转流亡至汉，原图投寄亲友檐下，不期烽火再起，武汉将成战场。白先生无所投靠，亦不甘心当亡国奴，绝望之余，一家三代七口在临时寓所服毒自杀。

　　报载：某南方军队奉命开赴前线御敌，在汉阳码头紧急征用民船，有船老大拒绝开船，被以“通敌罪”当场射杀。
　　史料表明：武汉沦陷前夕，正是出于对国民政府屡战屡败的深刻失望，成千上万走投无路和报国无门的流亡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成为后来共产党成长壮大的重要有生力量。

失败的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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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形势急转直下，令最高当局措手不及。由于撤退工作已经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一道最为棘手的难题，蒋介石为此前往素有“中国军工摇篮”之称的汉阳兵工厂秘密视察。

　　汉阳兵工厂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由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亲自选址，历时五年始得建成，称“汉阳枪炮厂”。到抗战爆发前夕，该厂已具备年产“汉阳造”步枪十万枝，子弹五千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的生产能力，并能同时生产轻、重机枪、手枪和迫击炮，成为抗战初期中国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主力兵工厂。

　　蒋介石在何应钦、白崇禧、陈诚、戴笠等要员陪同下来到规模最大的枪枝分厂，委员长看见工人正在进行紧张有序的生产，那些形状各异的毛坯零件经过切割、钻眼、打孔、焊铆、冷热处理等多道工序，再经机器组装，于是一枝枝簇新的步枪就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在机关枪车间，从德国购买的轻、重机枪生产线更是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马达轰鸣，火星飞溅，焊枪闪烁，机器歌唱，厂房到处悬挂着“坚决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和“每天贡献两小时，加紧生产抗战救国”的标语口号，同外面大撤退的混乱形势形成鲜明对照，充分说明产业工人是国家抗战的脊梁和主力军的道理。委员长一时心情大好，不住点头称赞。

　　在武器试验场，蒋介石观看中日武器对比试验。

　　在率先进行的步枪实弹对抗中，实验员通过一系列快慢射、远近射和穿透力、初速抗风等等试验，得出多组确凿数据表明，国产“汉阳造”步枪各项性能指标居于领先地位。汉阳兵工厂厂长，著名军工专家郑家俊解释说，“汉阳造”步枪仿造对象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式步枪，具有子弹初速快，抗风力强，射击精度高等诸多优点，而日军现役的“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则比较笨重，射击初速慢，精度较差，撞针易断，所以中国步枪性能更胜一筹。

　　接下来对比轻、重机枪。

　　国产“捷克式”轻机枪是引进当时欧洲著名的捷克ＺＢ２６式轻机枪生产线，“马克辛”水冷式重机枪则是由德国提供设计图纸和生产技术，购买德国生产线自行生产制造，用德国专家的评语就是“接近德国水平”。对比结果，中国机枪无论其构造合理性还是作战性能均领先于日本“十一式”（俗称“歪把子”）轻机枪和“九二式”重机枪。

　　蒋介石面色凝重地点点头，他告诫将领们说：不要只看我们暂时处于劣势，但是我们也能制造出性能优越的武器来，这就是抗战的希望啊。

　　视察结束，人们簇拥蒋介石登上龟山，一座气势宏伟的现代军工城全貌尽收眼底。郑家俊汇报说，如今工厂已经发展为拥有制枪厂、制炮厂、制铁厂、冶炼厂、铸造厂、机器厂、发电厂、火药厂、加工厂、炮弹厂、子弹厂、枪炮试验场等等综合能力的大型军工企业，该厂生产的武器装备了三分之二的中国军队。

　　蒋介石感慨良多沉默不语。

　　他当然清楚中国军队的实力远不如日本人，但是中国军队所以能够顽强抵抗予敌重创，汉阳兵工厂实在是功不可没啊。汉阳兵工厂是中国几代有识之士的心血结晶，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代表，也是战后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试想如果这些滞留武汉的工厂机器不能得以完整保存，数十万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支撑民族科技教育大业的知识分子队伍不能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后方而是落入敌手，中国抗战还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吗？但是郑厂长告诉委员长说，如果要把这座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撤离武汉，至少需要动用一千条大型机器船，三万节火车皮和数目庞大的汽车运输队。

　　陈诚插言道：武汉地区还有多家重要工厂如制币厂、炼钢厂、发电厂、飞机修理厂、造船厂等等，加上大大小小的私人工厂，总计有千余座工厂、数百所学校以及百万难民等待撤退。

　　蒋介石没有说话，但是这个庞大数字好像一副千斤重担，令领袖的面部表情起了明显变化。他皱起眉头来，咬紧牙关，仿佛不堪重负，脸上乌云密布就像要下雨一样，把军工专家吓出一头冷汗来。虽然他汇报的都是实情，但是明摆着是给委员长出难题，他就是把中国所有的机器船和火车皮都调到武汉来也没有那么多啊！

失败的匈奴

６
　　戒备森严的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昌紧急召开。

　　武昌大本营全称“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辖各大总部和各军、兵种，为军队常设领导机关。最高军事会议为大本营最高决策机构，通常只有面临国家重大危机时才由军委会建议召开。“七七事变”以来，最高军事会议只在１９３７年的庐山召开过一次，会议通过的纲领内容为对日开战。

　　这天出席会议的人不仅有威震四方的各路统帅和抗战名将，比如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和资深委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等等，还有来自各总部各战区各军兵种的高级将领数十人，可谓战将云集群星闪耀。但是会议尚未开始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大人物却不请自到，硬要闯进会场来见蒋介石。

　　他就是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议会议长汪精卫。

　　汪精卫并不担任军职，一般也不参加军事会议，但是因为他是位高权重的第二号人物，所以门岗和卫士都不敢贸然加以阻拦。他一改平时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公众形象，换了一身灰布长衫，脚蹬浅口布鞋，看上去像个大义凛然的布衣斗士。他身后紧随一群国民党议员，甚至还有几名新闻记者，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令蒋介石不得不亲自赶出门来迎接。

　　当初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建党，意在开创民主政治的先河，孰料却因此埋下党内派系斗争的祸根。抗战初期最令蒋介石头疼的对手有两个，文官就是素有“天下第一说客”之称的国民党三朝元老汪精卫，他以玩弄阴谋诡计和口才出众著称；武将则是被称作“冯大炮”的西北军首领冯玉祥，此人性格直率天不怕地不怕，敢于直言犯上，常常令蒋介石下不了台。汪精卫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国父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鄙人请教蒋先生，何谓三民主义？

　　蒋介石故作惊讶地说：啊呀呀汪先生，我们大家都是国父教导的弟子，各位有什么话中正当洗耳恭听啊。

　　不料一个国民党议员抢上前来，扑通一声当场跪下，吓了蒋介石一跳。这位德高望重的议员无论年龄资历都堪称党内元老，所以这一跪着实将了蒋介石一军，要是传到外面去更是一条令他难堪的新闻。幸好闻讯赶来一大群人，有张群、何应钦、陈布雷、钱大钧等等，七手八脚把议员搀扶起来。

　　汪精卫气咻咻地说：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议员在下跪，是在求你们，这一跪可是重如泰山哪，你们扶得起来吗？
　　何应钦小心翼翼地说：汪先生有话直说不妨，让我们大家也好听个明白。

　　汪精卫这才道明来意，他质问蒋介石说：听说你们制定一个秘密战略，一旦日本人逼近，即令军队纵火焚城，谓之“焦土抗战”。此事到底有还是没有？

　　蒋介石闻言，反倒放下心来颔首不语，任凭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进行解释。汪精卫冷笑着说：你们不要文过饰非好不好？如此伤天害理之焦土抗战，亏你们做得出来？如果国父在世，我倒要拉你们当面对质，就算敌人进了城，那城市总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城里居住的人民还是中国同胞吧？敌人没有放火，你们居然倒想付之一炬，让我芸芸众生如何活命？真是天理不容哪！我们议员都是民选出来的，这一跪是替四万万中国老百姓请命，请蒋先生高抬贵手，放我黎民百姓一条生路吧！

　　蒋介石抚掌大笑，他连声道：议员先生如此胸襟，珍爱天下苍生，可谓赤胆忠心哪，实在令中正佩服。可是话说回来，汪先生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报告？报告是真是假？谁能保证不是日伪汉奸造谣惑众，败坏我抗日军队声誉，离间我军民血肉情谊？抗战至今已有十个多月，请问有哪座城市为我军纵火所毁？又有哪省百姓不是因为敌人暴行而是为我军所伤害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如果汪先生告诉我，我一定让军事法庭审判他。

　　很显然汪精卫拿不出确凿证据来，事实上“Ｇ”任务尚未执行，汪精卫就是听到风声也抓不住把柄。汪精卫眼看挑不起事端，他带来的记者也没有捞到多少曝光材料，只好悻悻而归。汪精卫一手策划的下跪闹剧无非是个信号，表明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已达白热化程度。

　　大本营密令第一战区，“Ｇ”任务无限期搁置。

失败的匈奴

７
　　会议延迟数十分钟，蒋介石亲自主持开会。

　　这天委员长身穿统帅制服，腰佩中正式短剑，目光炯炯表情严肃。自中日开战以来，无论前方战事如何激烈，也无论华北沦陷，上海、南京失守，对日战役屡战屡败，大本营均未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对此人们不由得暗自猜测，根据目前战场的严重形势，估计委员长决心要放弃武汉了。

　　随着总参谋长何应钦介绍最新战况，人们果然看见北方日军已经占领开封，进逼郑州，并从三个方向同时切断京汉铁路。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其实北方战败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中原告急也在意料之中，就是国民政府被迫放弃武汉，与会者都不会感到吃惊。因为国民政府从抗战之初就将西南腹地的四川作为大后方，将重庆而不是武汉定为“陪都”，不是正好说明蒋介石对于中日战争的严重性已有充分预见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郑州和武汉应该都是迟早的事情。

　　人们纷纷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蒋介石面无表情，众人心里的疑问尽在把握之中。身为国家领袖，他当然不会轻易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如果说十个月前庐山开会是为了通过对日作战，那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乾坤大事，非国家意志而不可为的话，那么今天召开的会议将要决定的内容同样重大，同样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只是众人对此暂时并不知情罢了。

　　委员长对军政部长陈诚颔首示意，后者同时兼任武汉警备区总司令，负责武汉防务和有关大撤退的行动计划。于是陈诚站起来宣读一份统计报告。

　　截至１９３８年５月止，武汉地区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近千家，流亡的各类大、中学校百余所，难民超过百万人。另外武汉本地计有大小工厂约五百余家，其中大型军工厂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厂有二十余家，需撤退的本地居民数十万人。两项合计，武汉将撤退工厂达一千五百余家，生产物资上千万吨，学校师生和民众近两百万人之众！

　　蒋介石问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供征用的船只、车辆和车皮，实现撤退需多少时间？

　　陈答：最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转向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少时间可逼近武汉？

　　何应钦犹豫一下回答：这股敌人对我威胁最大。因有京汉铁路之便，如果郑州一失，华中已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吧。

　　委员长又问：苏、皖之敌呢？

　　总参谋长答：敌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河道进攻，此为山地，易守难攻，形势对我军有利。估计可望阻敌三个月。

　　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当如何呢？

　　答：无法预料。

　　众皆大哗。

　　历史列车已无退路，抗战形势如此之紧迫，之危急，一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与会者的最坏估计，此刻再也没有人怀疑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必要性了。打个比方，就像一盘被对手将了军的棋，弄不好就要全盘皆输，那就是亡国之日到了。没有人愿意看到抗战失败，但是战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生死抉择的时刻到了。

　　蒋介石站起身来，他缓缓扫视会场，表情沉重地对与会者说道：各位知道，目前武汉汇集我国最重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还有大量机器设备，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学校知识分子，当然还有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一句话概括，这是中国抗战的最后希望，是建设大后方和战后国家复兴的本钱，也是我们民族的力量所在。试想如果这些宝贵的机器设备落入敌手，或者我们被迫放弃工厂和学校，那么中国还将剩下什么？如今这个严重局面已经摆在我们大家面前，那就是敌人一旦快速攻占武汉，也就等于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撤退到重庆，不也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吗？我们拿什么同敌人作战？我们坚持抗战和打败侵略者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会场陷入一片死寂。

失败的匈奴

８
　　在这个决定抗战命运的历史关头，与会者泰山压顶忧心如焚，他们都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这些人的地位和肩负的重大责任决定了他们必须做出回应，以应对和化解这场迫在眉睫的失败危机。但是令人绝望的是，他们个个如坐针毡，似乎难以拿出什么有效手段扭转乾坤和阻止失败命运的到来，于是只好把目光重新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委员长稳坐钓鱼台，身为国家最高领袖，他手中握有一份最后的应急战略方案，只不过那是中国的最高机密，非万分危急之时不得提交最高军事会议讨论。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的１９３５年，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陆军上将在一份对日战略书中预测说，如果中日开战，侵华日军将沿长江水道和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夹击武汉，导致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德国人为此开列一个应急方案说，一旦日军威胁开封、郑州，“最后战线应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据说当时批阅文件的蒋介石对此深感震惊，在报告下面重重划了两道红杠，并打上一个大大问号。

　　徐州会战之初，国民党元老陈果夫谏言蒋介石，建议在豫北之新乡境内武陟县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敌人渡河进攻中原。因为该建议关系重大，经论证军事价值有限，故未被采纳。后来又有各方要员向蒋介石献计献策，不乏进言掘黄河以水代兵者，亦未被采纳。

　　古往今来，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不知道黄水危害之巨和掘开黄河的严重后果。古语云：“玩火者必自焚，玩水者必自溺”。肆虐亿万年的滚滚黄河令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蒋介石都不敢掉以轻心，谁敢视千百万民众的生命财产为儿戏呢？

　　随着北方局势骤然恶化，德国将军的预言果然应验，面对南北日军两路夹攻，中国抗战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这时郑州第一战区将一份紧急御敌方案秘密呈送大本营，方案内容有二：第一，建议在中牟县赵口镇掘开黄堤，以泛水阻敌前进，解除敌军对武汉侧翼的威胁。第二，以黄泛区为界与敌军对峙，确保中原地区战略安全。云云。

　　大本营将该方案命名为“Ｋ作战”，决定正式提交最高军事会议审议通过。

　　本来武汉地区气候已趋炎热，但是与会者们却好像遭遇寒流袭击，他们的嘴巴一时间都被冻住了。如果说上次这些人在庐山军事会议上同仇敌忾，投下的是坚决抗战的爱国之票，反抗侵略和名垂青史的勇烈之票，弘扬民族气节的正义之票，那么现在轮到他们全体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因为此时一个重如泰山的惊天历史悖论摆在众人面前，令他们无法回避、左右为难，那就是无论这些决策者投下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他们都有可能变成千古罪人，要么祸国，要么殃民，从此堕入罪孽深重的历史深渊。

　　有人小声说：倘决堤仍不能阻敌，当如何？

　　蒋介石俯视众人，他问：公有万全之策么？

　　无人能应。

　　最高军事会议全体通过“Ｋ作战”，无人投反对票。该项作战命令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下达的，换句话说是国家行为，不由个人承担责任。另有史学专家考证说，现存于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的有关文件主要是电报往来，迄今无人得见“Ｋ作战”命令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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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黄水咆哮
　　
　　１
　　滔滔黄河，奔腾不息！

　　文字记载，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大约每六年发生一次较大灾害，洪水冲毁田地肆虐神州，给中原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自两汉到近代，黄灾愈演愈烈，发展到平均两年必有大灾，每年数次小灾，仅史书记载的黄河较大规模改道就达二十六次之多，决口达一千五百多次，因此人称“害河”。

　　黄河之害，害在泥沙。

　　据统计，黄河含沙量高居世界之首，当滔滔黄河昼夜冲刷风化裸露的黄土高原时，每年带走的泥沙量约为十六亿吨，如果将这些泥沙排列成高宽各一米的土堆，可环绕赤道达四十圈之多！而挟带大量泥沙的黄河一旦冲出高山深谷水流变缓，那些泥沙就在平坦的中原大地上迅速淤积，导致下游河床不断增高，因而形成“地上悬河”，也就是“高于地面的河流”。

　　《黄河水利志载》：清光绪十三年（公元１８８７年），黄河三次暴涨，花园口大堤漏水崩塌，初时水口宽四十丈，因北风大作，昼夜不息，两日后水口宽达三百余丈，中泓水深达一丈七。至九月初，水口宽达五百五十丈。洪水首冲石桥，经郭当口、马渡、来童寨、黄冈庙，泻中牟、祥符、尉氏、扶沟、鄢陵等十五个州县，灾民达一百八十余万。
　　而上述灾难仅为历史上无数次黄河大决口中的一次。

　　既然古人无法将黄水变清，无力阻止上游水土流失和下游泥沙堆积，所以只好眼睁睁看着河床增高。但是人们不甘心听凭黄水肆虐，他们唯一能做的抗争就是年复一年加高加固堤坝，水涨堤高，因此到了近代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名副其实的“天河”。据１９３７年黄河河工局测定，黄河下游河床比古城开封高出二十多米，换句话说，黄河的底部竟比雄壮的开封古城墙还要高出三尺多！

　　千年黄患同我的河南老家命运息息相关。

　　老人说，我们河南老家位于中原腹地的贾鲁河流域，也就是历史上称为黄河故道的泛水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水灾，也许不会发生“河南邓彭氏”逃难的故事，我们家族的历史也将重新改写。关于河南老邓家的来龙去脉，一种说法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邓氏封地在赵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一带，后来逐渐迁入中原地区。另有一种说法是，我们老邓家与黄河以北的燕赵无关，而是来自南阳邓州府，为当地最古老的一族姓氏。据说元代之后遭遇战乱，才有一支族人迁徙到今天的中州地区，也就是邓氏宗祠的先祖。如今均已无从考证。

　　据说邓氏宗祠曾经出过一任广西道台，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地委书记，还有一位未到任的七品县令，令族人足足荣耀了上百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老邓家的族谱上此后再无奇迹出现，就像人们期盼黄河变清的奇迹始终没有出现一样。

　　历史终于走进烽火连天的抗战时代。

　　公元１９３８年，随着生长一冬的小麦沉甸甸地低下头来，侵略者的炮声也如同打雷一样在东方天际隐隐可闻。战争迫近的脚步声打破中原大地的古老安谧，把我的家乡族人变成一群惴惴不安的小鸟。农村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肤浅城市，农民也不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城里人，他们的命运属于土地，土地是一根延续千年的粗大绳索，把他们双腿牢牢缚住。

　　他们眼下的使命是争分夺秒把成熟的粮食收割回家。

失败的匈奴

２

　　初夏子夜，担任豫东河防任务的第三十九军刘和鼎军长被一封急电催醒，急电下方那个冷冰冰的签名令他脑袋一震，所有睡意顿消。因为发电人是远在武汉的最高统帅蒋介石。

　　电文如下：

　　为了阻敌西进，确保武汉，依据冯副委员长（冯玉祥——注：原文如此）建议，决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口，构成平汉铁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该军担任赵口之决口，限两日完成。已另电洛阳第一战区程长官（程潜）负责主持，规划实施花园口之决口，已电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负责，仍由第三十九军统一指挥。并希电报后即向程长官切取联系，接受指示，认真办理具报。（见《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第１６１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北京出版）

　　刘和鼎把电文反复阅过，不由得大大地犯难了，其实令他为难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籍贯。

　　因为他是安徽人。

　　第三十九军改编之前为皖系军队，参加淞沪抗战后奉命驻守豫东黄河，防止日军渡河，亦称河防军。尽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掘堤放水是大本营下达的命令，但是刘军长还是坐卧不安如同芒刺在背，因为这个任务直接关系到他的家乡安徽省，也就是史称“水患之乡”的淮河流域安危。史载，仅明、清以来，淮河共发生大小洪涝千余次，其中尤以黄河改道，泛水淹没半个安徽危害最烈，这就是中国治淮史上令人谈虎色变的黄水“夺淮出海”事件。安徽地处黄河故道下游地势低洼，一旦黄水破堤泛滥，安徽将要遭受的洪灾无异于天上来水，这个重大责任令人不可掉以轻心。

　　刘军长赶紧找来参谋长商议。

　　参谋长谨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当然不是反对大本营，而是反对掘堤任务。

　　但是没等刘军长打定主意，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上将亲自赶来河防军驻地。总司令是个行伍出身的职业军人，他开导刘军长说：波鸣老弟（刘和鼎字波鸣），敌人大兵压境，中原局势危在旦夕，中央不得已“壮士断腕”，舍此别无良策啊。你往远处看，中国历史上不乏“以水代兵”的先例，非祸国殃民而是救国救民啊！虽说淹了咱中原老百姓，但是我中华民族因此得救，多数老百姓不做亡国奴呀，所以这笔血海深仇一定要记在日本鬼子头上。此事关系重大，战区程长官亲自督阵，若有闪失谁也无法向中央交待。你就抓紧执行任务吧。

　　刚刚送走总司令，电话铃响起来。对方操着浙江口音说：刘军长，你执行命令没有？

　　刘和鼎浑身一颤，一股寒气直透背心。他赶紧立正回答：是的，卑职正在准备执行。

　　委员长仿佛已经看穿部下心思，他在电话那头加重语气说：此举关乎抗战大计和国家前途，是最高军事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你记住，你的任何行为都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最高利益！

　　委员长最后嘱咐，千万不要惊动当地老百姓，不许泄漏消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云云。刘军长只好诺诺。在来自领袖的强大意志压迫下，河防军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将两团官兵火速遣上赵口河堤，开始执行秘密掘堤任务。

失败的匈奴

３
　　尽管军队严密封锁消息，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军队开上堤坝的风声还是随同麦熟的气味一道刮向四面八方。
　　赵口位于河南中牟县西北面，当地村民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朝河堤赶来，很明显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已经牵动他们的神经，引起他们对军队行动的严重关注。但是在黄河大堤外面，一排凶神恶煞的大兵挡住去路。

　　老百姓越聚越多，很快惊动一个别手枪的长官。长官是个瘸子，他站在石头上生气地训斥村民说：你们要相信政府，国军是来替你们抗战的，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你们这样做不是捣乱吗？不是帮日本人的忙吗？再有捣乱者一律按汉奸罪论处。

　　一些胆小的村民果然被唬住了，纷纷溜回家去，但是多数人还是坚持不为长官恐吓所动，他们中不少都是妇孺老人。老人抗议说：俺家后生都在国军当兵，老总能把俺当汉奸办了不成？

　　军队当然不敢把村民都当成汉奸抓起来法办，因为他们原本理不直气不壮，有点做贼心虚和色厉内荏的意思。后来僵持不下，经过请示，上级长官终于同意村民选派代表登上黄河大堤，条件是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村民代表只可远观，不可走近。

　　当村民代表远远登上黄河堤坝，他们果然看见许多士兵都在河滩上取沙土装麻袋，然后把沙袋层层堆放在大堤上，垒出一道逶迤的工事来。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些工事的主要作用是防范老百姓，而一切挖掘大堤的工程均在这些沙袋的掩护下秘密进行。

　　村民代表放心了，他们眼见为实，用铁的事实驳斥军队毁堤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别有用心的谣言。

　　河防军“瞒天过海”的战术大获成功。

　　他们在赵口数千米河堤上设置多道防线，拉起铁丝网来日夜施工。军队还在附近乡里张贴布告，禁止村民私自靠近大堤，违令者将按汉奸罪论处。于是毫无警惕的老百姓成为军队谎言的最大牺牲者，直到后来黄河决口已成事实，多数村民仍然蒙在鼓里，对临头的大难一无所知。
　　
　　４
　　河防军开上河堤摆开战场，大打人海战术，试图拦腰截断长龙般的大堤，但是始终未见成效。

　　千年河堤巍然不动。

　　对军人来说，掘堤是个难度很大的工程，黄河大堤坚硬如铁，那是黄河沿岸民众世世代代用汗水和心血浇筑的劳动成果，洋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灰白印记，哪能说毁就毁了呢？加上河防军是战斗队伍，不是专业施工队，他们一无施工机械，二无施工技术和经验，甚至连劳动工具都很缺乏，只能靠着洋铲和洋镐一点点地挖掘。此时为黄河枯水期，水流退至数百米外的河心，堤内淤集着厚厚的泥沙，这就是施工进度为什么比蜗牛还要缓慢，完成任务遥遥无期的客观原因。

　　从更深一层的主观因素来看，远在武汉的决策者竟然忽略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那就是这支番号为河防军的部队都是来自饱受水患之灾的安徽子弟兵。大本营派徽系军队掘堤不是等于自掘坟墓吗？身为安徽人，谁不知道黄河决堤的严重后果，他们能甘心情愿地把家乡房屋和父老乡亲淹没在自己亲手放出来的大水中吗？这不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不肖子孙吗？所以无论上级如何动员命令，河防军官兵怨声载道士气低落，军官抵触情绪严重，士兵敷衍搪塞磨洋工，与他们的长官刘军长结为心照不宣的统一战线。

大本营一日数次来电催促，对工程进度极为不满。战区长官部十万火急派出督导员现场督察，督导员相当于钦差大臣，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他杀气腾腾地宣布说：凡军官督工不力者当场撤职，士兵磨洋工偷懒者鞭笞，贻误工期者送交军事法庭，破坏掘堤者一律就地枪毙。云云。

　　督导员亲自抓了几个完不成任务的军官，将他们撤职罚办，鞭笞出工不出力的士兵，另有一名逃兵被抓回来当众枪毙。但是严厉镇压并未收到整肃军纪的效果，反倒激起广大官兵强烈不满。军心所向谁能阻挡呢？人们齐心协力对付督导员，想出种种办法来磨洋工。督导员万般无奈，只好从城里搬来一位河工专家出谋划策。专家是个留洋博士，此前的研究课题都是如何保护而不是毁坏大堤，他看见工地上除了洋镐铁锹外，连一台发电机推土机也没有，于是建议采用平地爆破法施工。

　　督导员对施工是外行，但是搞爆破并不陌生。他下令抬来几箱手榴弹，还有多枚未经爆炸的日本炮弹，一同埋在堤坝上。随着一声口令，手榴弹被引爆，堤坝上腾起一股黑烟来。但是等到督导员登堤检查，不由得大失所望，他看见堤坝仅仅被炸出一个土坑来，几无效果。

　　刘军长摊开双手来连连叹气，他对督导员说：这回你都看见了，既然连手榴弹都难以爆破，说明不是我河防军掘堤不力，而是堤坝实在过于坚固无能为力啊。

　　督导员连夜向战区长官部做了汇报。

　　战区司令部提出一个大胆计划，建议大本营派飞机来轰炸。因为从飞机上扔下来的大炸弹足有水缸粗细，弹坑广十余丈，深数丈，如果连扔几颗大炸弹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大本营批准执行轰炸计划。

　　次日凌晨，两架苏制轰炸机从湖北孝感机场直飞北方，为了避免泄密遭到敌机截击，空军没有通知地面部队，而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轰炸黄河大堤。

　　这天中原地区有轻雾，虽然雾霭未能完全遮盖河堤，但是对飞行员视线还是造成一定影响。由于飞机突然飞临赵口，地面官兵不明真相误以为遭到空袭，还有人勇敢地对空开火，一度造成极大混乱。抗战时期的轰炸机并不具备今天的精确轰炸技术，投弹手完全依赖个人技术和经验投弹，而炸弹在坠落过程中往往还会受到气流、风向等等诸多因素影响，所以即使正常情况下命中率也不高。当飞机准备轰炸时意外遭到地面射击，加上投弹手瞄准有误，致使炸弹偏离目标扔在村庄里。

失败的匈奴

５
　　眼看大本营限期快到，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上将十万火急赶往赵口工地督阵。

　　此时中原战局危如累卵，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已经占领开封向郑州逼进，而通往武汉的京汉铁路也多处告急。日军攻势凶猛，我军阻击部队拼死抵抗，大本营急电催促，商总司令头上直冒冷汗，他十分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掘堤放水阻敌前进，中国抗战的多米诺骨牌将从他的防区内倒下。

　　那时候他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当总司令亲自登上黄河大堤时，他看见数百名士兵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地劳动：有的奋力抡锹挖土，有的往返于河滩挑土挑沙，总之一派热火朝天的壮观景象。但是轰轰烈烈并不等于卓有成效，等到刘军长汇报进度，他唉声叹气叫苦连天，简直就像不幸遭人陷害一般。总司令不由得火冒三丈，严厉训斥了士气低落的刘军长，如果按此进度，恐怕再有一个月也难以掘开堤坝。但是训斥也没有用，巍峨的黄河大堤决不会因为总司令雷霆震怒就自动垮塌。

　　总司令在河堤上召开现场会议，让一道前来的军长师长出谋献策，广开言路群策群力。军人虽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在黄河掘堤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却立场并不一致，有人暗中持有异议，态度就比较消极抵触；有人坚决拥护，就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军人毕竟不是工程师，他们擅长打仗而不是挖土，因此各自主意出了一大堆，管不管用却很难说。

　　第二十集团军是个临时单位，实权都在各军、师长手中，总司令有职无权，他就是再不满也撤不了刘军长的职。总司令万般无奈，他频频环顾部下说：你们之中，有人愿意替代刘军长来执行掘堤任务吗？

　　无人回答。

　　总司令又问：谁愿意作为我的全权代表上工地督阵？

　　人们还是缄口不言，以沉默回应回天乏术的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无计可施只好仰天长叹，匆匆宣布结束会议打道回府，现在他只有寄希望于奇迹出现了。

　　当总司令一行车马渐渐远去，空气中浮起的扬尘归于消散之后，本来人声鼎沸的河堤工地上立刻安静下来。士兵如释重负地坐下来擦汗休息，军官聚在一起玩牌，还有许多人躺倒在沙地上呼呼大睡，而刘军长也就理所当然地返回军部驻地午休去了。这时候一个操南方口音的陌生长官悄然出现在工地上，他身穿灰布军服，没有佩戴军衔，身后跟着两个背手枪的参谋。在军队驻扎人头如蚁的河堤上，他们看上去毫不引人注目，就像一群吃闲饭的文职军官。长官对工地上的一切似乎都有兴趣，他背着手四处转悠，听见一群士兵怨气冲天地说：操他妈！日本人还没到咱安徽，倒叫自家人给放水淹了，老子不干！

　　长官停住脚若有所思，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河防军工程进度为何比蜗牛还慢。

　　在曾经引爆手榴弹的地方，长官蹲下身来亲自测量弹坑广度和深度，还对有关放置手榴弹数量，如何埋弹等等技术问题进行了详细询问。后来长官还在一间破草棚内找到几名当地河工，他亲自同他们促膝交谈，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还掏出香烟来请工人抽。直到一个偶然路过的军官惊讶地趋前敬礼，河工才知道原来同他们谈话的是一个大人物，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陌生长官在工地上逗留到天黑，然后才悄悄离开河堤消失在夜幕中不见了。

　　他就是新八师师长蒋在珍陆军中将。

失败的匈奴

６
　　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六月，号称“支那克星”的土肥原贤二走下火车车厢，骑上一匹白色战马，指挥他的师团继续向郑州大步前进。在他身后，一面燃烧的日本太阳旗已经在开封城头高高飘扬，而他的先头部队正在逼近素有“郑州门户”之称的中牟县城。日本将军信心百倍，他毫不怀疑敌人的脆弱防线就像一堵摇摇欲坠的城墙，只需最后一击就会轰然垮塌。

　　参谋长匆匆赶上前来送上一份急电。根据空中发来的侦察情报称，在中牟以北的赵口地区发现大批中国军队聚集在黄河沿岸，估计约有数千人，似乎正在构筑防御阵地。

　　土肥原把电报扔在一边，命令继续前进置之不理。

　　侦察斥候带来一个点头哈腰的中国人，他是为日本人带路的当地汉奸。汉奸报告说，赵口一带确有大批中国河防军正在破坏黄河大堤。骑在白马上的日本将军哈哈大笑，挥手让汉奸走开，然后对部下们说：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地点就在我们脚下这片中原土地，名字叫做“蔡丘议定”。

　　相传古代黄河沿岸的鲁、郑、卫、宋、蔡各国君主相聚在蔡丘召开会议，他们在神的面前缔结盟约，规定无论发生何等大事都必须遵守条约，即不能弯曲黄河河道，不能毁坏黄河河堤。违者天地不容，各国共诛之讨之。神圣的“蔡丘议定”流传两千多年，一直为历朝历代君主所依循，不敢越雷池一步。

　　部下显然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他们问：要是蒋介石违反“蔡丘议定”，结果当会如何？

　　土肥原眯缝起眼睛抬头望天，天空红日高照，大地阳光灿烂麦浪起伏。他指着面前的千里沃野回答道：中原地区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历来为北方粮仓，如果蒋介石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你们想想结果吧，谁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呢？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的老百姓吗？老百姓能不起来造反吗？我还阅读过最权威的《黄河水利志》，黄河泛滥当在每年雨季到来的七、八月以后，那时候我帝国皇军已经攻克武汉，敌人有何阴谋也为时已晚。

　　参谋长将信将疑，他说：那么敌人在河堤构筑阵地意图何在？

　　土肥原骄傲地回答：我军目标是全力进攻郑州，抢占中原战略要地，不要被小股敌人拖住脚步。这支所谓河防军并非敌人主力，他们的指挥官名字叫刘和鼎，从前是安徽杂牌部队，是我军在上海战役未能全歼的残兵败将。我判断他是有意吸引我军注意力，达到牵制我军作战的目的，所以不用理睬他们。

　　土肥原是师团指挥官，又是赫赫有名的“中国通”，他的话当然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性。参谋长打消顾虑，下达全力进攻中牟县城的命令，同时向派遣军请求派飞机轰炸赵口，消除河堤上那些有威胁的地面目标。

　　经飞机侦察确认，轰炸之后的黄河河堤果然安静不少，多数河防军逃离阵地，少数残敌已不再对日军侧翼构成威胁。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一章 千钧一发
　　
　　１
　　抗战时期曾在河南郑（州）中（牟）河防守备部队任职的抗战老人卢继东长期致力于花园口决堤的资料研究工作，卢老本人也常常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撰写回忆文章。只是近年老人年事日高，写作很不方便，渐渐就停了笔。他对我说：你们后人，对那些所谓文史资料可信之，可不信之。因为这些见证人五花八门，有道听途说者，有以假乱真者，他自己并没有经历那件事，只是听说，甚至只是猜想，所以就以讹传讹。比如１９３８年那场大水，当时究竟损失有多大？淹死多少老百姓？黄泛区面积有多少，淹没多少村庄，多少耕地？由于当时没有统计，过后就不大说得清楚，所以现在的数字都是估计。另一个方面，当时大水冲垮多少日本部队，淹死多少日本人？日本人遭受多大损失和打击？许多人也各说不一、争执不休。但是这些人都不该忘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答案应当从各方提供的证据中寻找，包括我们的敌人日本侵略者。

　　还有一些人，他们以亲历者身份说了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但是他的所见所闻很可能是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假象。比如，黄河决口时，下游皖、苏地方政府都提前发出泛水警报，动员老百姓紧急疏散，而上游河南正在打仗，所以损失最为严重。当时我在河南，对河南灾情有所了解，但是不大清楚安徽和江苏的损失情况，如果我硬要拿河南去推论全国，那就是以偏概全嘛。

　　卢老说，灾情发生后，后方各省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形成声势浩大的赈灾活动。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边打仗边赈灾，可谓同舟共济万众一心，这难道不是抗战精神？不是血肉长城？老人忽然指着自己的儿子说，像你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你们人人都是亲历者，但是你们能以自己的经历去代替别人么？抗战也一样，你应该说清楚，哪些是你听来的，哪些是你看见的或者经历的，不要笼统混为一谈。

　　老人还告诫我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以当事人身份说了许多违心的假话，他们的个人回忆录往往不是从历史真实出发，而是为了服从政治和个人利益需要。这些假话被当作了真实的证据，于是历史就变了样。如此例子数不胜数，不管这些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却在误导读者，制造历史的歧义。

　　我认为读解这位可尊敬的老人需要时间，就像我们认识自己须得等到我们变成历史之后。老人的告诫令我警醒，我意识到历史可能永远没有真相，正是因为岁月不可重复，我们人人都在努力为历史涂抹一笔个人色彩，从而有可能把历史变成一座迷宫。我今天所作之全部努力，不过就是透过无数纷繁的表面现象去捕捉一种我认为最接近历史本质的“可能性”而已。
　　
　　２
　　按照大本营电令，花园口方向的掘堤任务应由万福麟第五十三军负责执行。第五十三军前身就是张学良东北军，自“西安事变”后遭受重创一蹶不振，有迹象表明军长万福麟将军对于“以水代兵”的战略并不热心，只派出一队人马开上河堤应付，因此花园口掘堤工程基本上还是个空白。

　　但是我们很快将会看到，命运是只不可预测的神秘之手，它注定要把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局外人牢牢抓住。这个人就是驻节京水镇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

　　京水镇距离花园口河堤只有两里地，更具体一些来说的话，花园口本身就在新八师防区之内，由新八师负责管辖。大本营所以舍近求远，指令远道而来的东北军而不是新八师掘堤，完全因为这支来自贵州的地方队伍在委员长眼中的地位无足轻重。新八师兵不过两千多，对外号称一个师，其实连中央军一个团也比不上，且装备落后人员不整，人称“双枪兵（步枪烟枪）”，被国防部评定为“丙种师”，也就是战斗力最低下的那一类队伍。委员长能信得过把重如泰山和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这样一支三流队伍来执行吗？

　　本来新八师奉命执行“Ｇ”任务，就是一旦敌人攻破郑州立即放火焚城，但是任务暂时被中止，新八师无事可干原地待命。当蒋在珍在赵口工地上偶然窥破河防军掘堤失败的秘密之后，他不由得为大本营的战略计划暗暗担起心来。一旦郑州失守，武汉不保，说不定连他的贵州老家也会很快沦陷敌手啊！就在蒋在珍忧心忡忡之际，一个电话打到师部，对方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总司令的声音听上去很焦急，他问道：听说你在工地上转悠了不少时间，有何收获？
　　蒋在珍当然不敢随便告状，他连忙解释：卑职不过好奇，随便走走看看而已。

　　总司令直截了当地说：你能接替赵口任务吗？

　　蒋在珍大惊失色，赵口河堤已成尽人皆知的烂泥潭，弄不好他岂不要成刘和鼎的替罪羊？他忽然后悔不该在别人地盘上到处走动，真是落花无心，流水有意啊。他结结巴巴地申辩说：刘、刘军长已竟其功啊，卑职不、不能替代。
　　总司令马上换了一种不容置辩的冷淡声调说：你知道，掘堤事关大局，我看你还是马上作准备吧。

　　蒋在珍万万没有想到，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艰巨任务，现在却猝不及防地落到自己头上。军令如山倒，他只好连夜布置任务，让部下分头调查郑州河防的历史状况，查阅档案资料，同时派人向水利专家登门求教。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其实答案几乎是现成的，专家告诉军人，赵口段大堤原本十分坚固不易破坏，而新八师驻地京水镇所在的花园口曾在清光绪年间三次决堤，该河段才是黄河大堤的软肋所在。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通往掘堤成功的道路就在他的脚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抗战命运的战略钥匙就掌握在新八师手中。蒋师长惊得半晌无语，他不知道这个巧合意味着什么，福耶祸耶？无意还是天意？或者是冥冥之中某个神秘意志对他的暗示？

　　蒋师长当即向总司令进行汇报，建议放弃赵口而把掘堤重点改在花园口。因为事关重大，总司令没有马上答复他，而是要通大本营的电话，让他直接向何应钦总参谋长报告。

　　何总长在那头听完后沉吟片刻，然后嘱咐他等一等，不要挂断电话。

　　终于听筒里“咔嗒”一响，传来一个尖厉的浙江口音。对方说：你说，我听着。

　　蒋师长脑袋一炸，他听出对方竟是蒋委员长。蒋师长简直是战战兢兢地进行汇报，委员长没有立即答复，当然也没有挂断电话，也许他在进行思考，也许听取身旁何总长或者其他高级幕僚的意见。又经过一段难熬的等待，当浙江口音再次响起时，对方语调明显缓和许多，蒋师长甚至能听出某种亲切和鼓励的味道来。这回委员长没有询问细节，而是直接问他：你保证几天掘开河堤？

　　蒋在珍脚跟一碰，当场大声立下军令状：三日之内，保证完成任务！

　　等他放下话筒，才发现后背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河防军长刘和鼎、东北军长万福麟得知蒋在珍领受掘堤任务后均如释重负，不约而同地舒出一口大气来，然后陆续将各自部队撤下工地。这是一个跟我们民间古老的“击鼓传花”相似的命运游戏：那朵代表冒险和厄运的黑色花朵在游戏者手中飞快传递，唯恐咚咚鼓声停下来。

　　鼓声停止，花儿传到蒋在珍手中。

失败的匈奴

３
　　开封失守，郑州城内天下大乱，政府机关奉命撤退，各方民众扶老携幼纷纷逃离家园。第一战区长官部率先撤退到洛阳，很快第二十集团军也将总部机关撤退出城，于是在通往豫西的道路上人潮涌动，逃难的队伍和人群一眼望不到头。但是与这股撤退大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支扛着劳动工具的战斗队伍却斗志昂扬逆流而上，旋风般开上花园口黄河大堤。

　　他们是来自贵州的新八师。

　　新八师都是来自西南边陲的子弟兵，那里是莽莽苍苍的云贵高原，与中原水患毫无关系，因此人们掘堤没有心理负担。加上蒋师长亲口立下军令状已无退路，所以他亲自挑选八百精兵，一律赤膊短裤，由他坐镇昼夜不停轮流掘堤。他还从河工局请来专家和技师现场指导，制定出一套“堤外挖滩，堤内打洞，凿坑开石，引水冲沙”的施工方案，并把指挥部搬上河堤日夜督阵。师长下令：军官下工地监督士兵，各班、排、连一律以土方计量工效，超额者奖，完不成任务者当场鞭笞。三日之内，必得掘开大堤，有胆敢违令者、偷懒者、怠惰者、出工不出力者一律就地枪毙！

　　为防民众闹事，军队还在堤坝外围构筑起作战阵地，设置杀气腾腾的警戒线，有擅自闯入者格杀勿论。与此同时，当地县乡政府奉命征集骡马大车若干派上工地，第一战区也紧急派来一连工兵支援，还在工地架设一部专线电话接受大本营直接指挥。

　　此刻站在河堤上的蒋在珍如同一架向下俯冲的飞机，要么成功，要么粉身碎骨。当是时，东面方向已经响起敌人进攻的隆隆炮声，中牟前线正在激战，时有敌人逼近的情报传来，威胁大堤上夜以继日进行的挖掘行动，蒋师长还是不顾一切地督促官兵轮班苦干，一面向坚不可摧的黄河大堤宣战，一面同日本人的进攻脚步赛跑。

　　这时一个不为人知的阴险敌人悄悄出现了。

　　当地民谣唱道：腊月正月筑河堤，二月三月开河冰，四月五月晒河底，六月七月守大堤。所谓“晒河底”就是指枯水季节黄河水流减退，大片河床经过太阳暴晒变成干旱的沙滩地。按照“堤外挖滩”的施工方案，新八师当在河床上开挖一条人工引水沟，将退至河心的水流导引出来外泄。然而在河滩上挖沙却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人们刚刚挖出一条浅沟来，不一会儿松软的流沙就像湖面的波浪一样漫过来把水沟重新填平。流沙似水，柔软无骨，“抽刀断水水更流”，无论士兵怎样努力挖掘均不见效，他们面对无边无际的广大流沙除了望洋兴叹只好束手无策。

　　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在河床上打下一排木桩，如同在南方打围堰那样用以固定流沙。这一招果然有效，流沙得到遏制，施工进度大大加快。不料午后河滩上忽然刮起一阵怪风来，这阵怪风来势凶猛飞沙走石，直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竟把一个猝不及防的士兵卷下河水里冲走了。怪风足足刮了半个时辰，当一轮红彤彤的日头在天空重新露出脸来，人们这才惊讶地看到，原先打下的那些木桩和掘出的水沟全都无影无踪。

　　这股平地而起的怪风令来自贵州大山的迷信官兵惊恐不已，他们本来对神明就深怀敬畏，纷纷议论说这是毁坏河堤引得河神发怒所致，连信心百倍的蒋师长也受了影响，认为怪风太过蹊跷不可不加理会。有参谋长谏言说，距花园口河堤数里有关帝庙一座，关公在世曾有“水淹七军”的盖世之功，可求神明保佑当可消灾祛难。于是蒋师长派人担了香烛贡品，亲自赶往关帝庙烧香磕头，许愿抗战胜利后定当重修关公庙。

　　此后怪风果然销声匿迹矣。

　　有人向蒋师长推荐一位隐居在家的老河工，老人同黄河打了一辈子交道，素有“河工鲁班”之称。蒋师长命人携了礼物亲自登门求教。老河工已至耄耋之年，他指点军人说：流沙施工，第一要紧的是封固，使之不易流动。

　　蒋师长毕恭毕敬，洗耳恭听。老河工又指着远处的河水说：取黄河之水，化黄泥于水中，浇铸于沙土之上，使之凝固。然后边浇边挖，大功可成也。

　　蒋师长大喜，命人依法施工，果然进度加快数倍。

　　到次日，外河滩基本竣工，滚滚河水已引至堤坝跟前，只等大堤掘断即可放水。

失败的匈奴

４
　　巍峨黄堤，形如巨龙；稳如泰山，固若金汤。

　　时间飞快过去两天两夜，距离蒋在珍立下的军令状只剩下二十四小时。掘堤官兵内外动手昼夜施工，眼看开挖断面就要接近大堤核心时，一头谁也意料不到的拦路虎迎面出现了。

　　大堤隆起脊梁，拦住蒋在珍去路。

　　黄河大堤所以抗击千百年滔滔洪水而不溃，正是因其内部有一道坚固无比的“堤脉”支撑所致。堤脉如同大堤的骨骼和脊梁，它由黄河沿岸人民从山里运来最坚硬的花岗石，采用最上等的石灰与砂浆世代浇铸加固而成。当挥动铁镐的士兵遭遇这道不可逾越的堤脉抵抗时，他们的全部努力充其量只能在坚硬的花岗石表面留下一个个灰白的印记，本来大有希望的工程进度如同骤遇寒流的水银柱，停留原地再无进展。

　　蒋在珍束手无策，火速求教河工局专家。

　　专家默然良久，终于叹口气说：大堤就是万里长城，哪能说垮就垮呢？

　　蒋在珍小心地说：愿听赐教。

　　专家指点说：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指哪怕一个小小蚁穴皆能导致大堤崩溃。将军可下令集中爆破，然后再行扩大缺口。

　　蒋师长忍不住问道：赵口河堤也曾进行爆破，仅只留下一座小土坑而已，何以效果不佳？

　　专家解释说，手榴弹和炮弹都是战场武器而不是施工器材，它们功能主要用于杀伤敌人而不是进行工程爆破，对于堤坝的破坏力仅相当于“ＴＮＴ”（黄色烈性炸药）的几十分之一。

　　当蒋师长追问如果炸开大堤需要多少“ＴＮＴ”时，专家低头在一张小纸片上飞快地进行一番运算，然后答复说，至少需要不低于若干数量的黄色炸药才有把握爆破成功。蒋师长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信心大增重新看到胜利希望。他相信一旦威力强大的新式炸药运到，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一切挡路的障碍壁垒统统都将被炸得粉碎。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抗战初期，被称作新式炸药的“ＴＮＴ”是国民政府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当蒋师长向战区长官部紧急报告，请求十万火急调运黄色炸药时，他被告知程长官已经撤往洛阳，长官部人去楼空，保管炸药的军需部甚至找不到值班军官。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混乱的战争年代，前线不断传来阵地失守的坏消息，日本人正在步步逼近，郑州危在旦夕，本来第一战区是否贮存有新式炸药，库存量有多少还是个问号，加上那些大权在握的军需参谋不知去向，炸药躺在哪座仓库无人知晓，给满怀希望的蒋师长兜头浇下一盆冷水来。

　　蒋师长破釜沉舟，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派出多支队伍紧急前往战区所属各仓库搜寻炸药踪迹。他同时还向武汉大本营紧急求援，请求立即运送一批威力强大的ＴＮＴ炸药支援工地。

　　不幸的是，大本营答复说，数小时前京汉铁路新郑段和许昌段相继发现敌情，从武汉调运炸药已无可能。新八师必须就地克服困难，期盼尽快掘堤成功，静候佳音云云。

　　第二十集团军及时派来两辆卡车进行增援，不过卡车给工地送来的不是急需的新式炸药而是两门七五山炮，好像新八师的任务不是掘堤而是进行阻击战似的。心急如焚的蒋师长只好听天由命，他把前来增援的炮兵统统赶下河滩挑沙，汽车大灯变成探照灯，夜晚开足马力替工地照明施工。

　　就在寻找炸药暂无结果，河堤施工陷入停顿的关键时刻，一个村民赶来报告，日本鬼子进村了。

失败的匈奴

５
　　随着中牟县城陷落，郑州在日本大军面前暴露无遗。

　　土肥原师团长快步登上城墙，他看见这座美丽的千年古城就像一枚熟透的果子，仿佛只消呵口气它就会自动落在手心上。土肥原哈哈大笑，他确信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日本大军的进军步伐。根据空中发回的情报，中国人还在加固城郊阵地，城内也有数目不详的军队活动，说明敌人并未放弃战斗。但是日本将军对此并不担心，他相信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抵抗意志濒临瓦解，就像半年前守卫南京城的那些中国军队一样，他们在强大的日军面前除了举手投降别无选择。

　　派遣军发来急电，空中发现大批中国军队正从西安、洛阳、三门峡以及湖南和湖北方向往中原调动，郑州守军极有可能死守待援。第十四师团务必坚决切断郑州之敌退路，迅速发起进攻一举击破。

　　土肥原举起望远镜来观察。

　　远处一座飘扬着青天白日旗帜的钟塔进入他的视线，他知道钟塔所在位置就是著名的铁路枢纽郑州火车站，一团团腾起的烟雾表明那里正在遭受炮击。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知道，十几年前郑州火车站发生过一场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那就是轰轰烈烈的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说明该地区铁路工人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战斗力，不可掉以轻心。

　　土肥原把望远镜转向城市北方，他看见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巨龙从天边蜿蜒而来，氤氲雾霭给他的视线蒙上一层朦胧的奇妙色彩，那就是被中国人称作“母亲河”的黄河。本来黄河上有座著名的铁路大桥，可是早在几个月前已经被中国军队炸毁，土肥原毫不怀疑日军将会很快修复大桥，然后把东北、华北和中原地区连接成帝国版图上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

　　参谋长向他报告说，派遣军发来电报指示，第十四师团应派出有力之部队，迂回至黄河大堤进行侧翼攻击，以便尽快占领郑州市区。

　　土肥原皱起眉头来，感到十分恼火。这就是派遣军的无礼作风，那些总是围着总司令打转的参谋们常常越权指挥，对下级师团指手划脚，好像他们都是天才而师团指挥官都是白痴一样。参谋长还汇报说，多数坦克汽车因为缺少油料已经停止前进，如果单靠步兵联队恐难完成侧翼迂回的突击任务，所以他建议还是集中兵力加强正面进攻为好。

　　土肥原再次举起望远镜来，他的目光在中原大地徘徊。

　　当然并不是日本将军看出什么破绽来，他不是先知先觉的超人，不可能预见他的对手正在加紧实施一项“以水代兵”的秘密战略计划。日本人已经被即将到手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就像一头自我膨胀的野牛，自恃工业先进经济发达，能够制造出比中国多得多的飞机大炮，因此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蔑视他们对手所拥有的五千年文明和智慧。当然自恃“中国通”的土肥原还犯下一个看似并不起眼的常识错误，那就是《黄河水利志》上记载的黄水决堤的月份并不代表雨季洪水到来的时间。

　　日本侵略者必将为这个小小疏忽付出沉重代价。

　　这时候一个意外情况转移了土肥原的视线。钟塔里的中国观测哨发现目标，引导炮兵开火射击，一发炮弹落在城墙附近，把日本人惊出一身冷汗来。如果炮弹不偏不斜地落在他们头上，那么日本将军就该上靖国神社报到了。土肥原滚下城墙时弄得一头泥土狼狈不堪，他明白他的对手决不会轻易放弃郑州。

　　土肥原下达命令，对郑州火车站发起攻击，同时派出一支小部队绕道城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对中国军队的侧翼阵地进行试探。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二章 麦子黄了
　　
　　１
　　民谣唱道：麦子黄了，鬼子来了。

　　公元１９３８年，我的河南老家人心惶惶。眼看农历“小满”已过，双抢（抢种抢收）大忙季节随着日本侵略者烧杀掳掠的隆隆炮声越来越近，正如民谣所唱，麦子黄了，鬼子来了，辛苦一年的农民该怎么办呢？

　　村里的族长也就是我大爷连夜召集族人开会。

　　族爷会一致议决，对日本人先礼后兵，不卑不亢，不逞强，不示弱，如果来者井水不犯河水，则两相无事；如有侵犯，定以兵戎相见。于是男人在准备开镰割麦的同时也开始擦拭他们的武器：祖传的刀弩、长矛、土铳、火枪以及护寨用的独子枪、水连珠、汉阳造等等，一旦日本鬼子来者不善侵犯村子，他们将奋起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乡，与敌人决一死战在所不惜。

　　由于有战争硝烟作为时代大背景，这一年的麦收季节就变得格外地气氛庄严和不同寻常。按照当地习俗，开镰之前要举行盛大祭祖仪式，邓氏宗祠香烟缭绕旌旗飘扬，供桌上摆满供品，邓氏子孙心怀虔诚三叩九拜，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风调雨顺族人平安。但是这年祭祖时发生一件怪事，平地刮起一阵旋风，竟把祠堂里的长明灯刮熄了。族人纷纷大惊，视为不祥之兆，于是族爷会紧急决定，连唱三天大戏，替祖宗压惊祛邪。

　　后来历尽劫难逃到武汉的我大爷反复对人讲述这个藏有宿命寓意的故事，他老人家唠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是俺祖宗在给后人提个醒，让俺逃命啊！可是俺！怎么就不开窍呢？

　　等到三天大戏唱完，日本人的太阳旗也相继插上了开封和中牟城头，战争硝烟就像天边涌来的乌云一样沉甸甸地压在我的族人心头上。但是对于祖祖辈辈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农民来说，眼看就要收割的粮食不仅是他们用劳动汗水辛勤浇灌的果实，还是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和希望，所以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何种变故和大事，包括战争到来都不能阻挡他们把粮食收回家的坚定决心。

　　
　　２
　　赶来报告的村民是个放牛老汉，他慌慌张张说：不得了，日本鬼子进、进村了。

　　蒋在珍获报大吃一惊，因为此前情报表明，敌人主力还停留在中牟、新郑一线，郑州保卫战尚未正式打响，这些日本鬼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军侧翼的花园口？难道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那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放牛老汉显然被吓坏了，只说来了许多日本鬼子，一个翻译官还同他说了话，但是说什么却记不得了。蒋师长询问他究竟有多少日本鬼子？老汉浑身发抖，跟打摆子一样，到底也没能说明白。

　　蒋师长顿感形势严峻逼人，虽然他一时无法判明这股敌人的企图，他们究竟是有备而来，还是偶然过路？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敌人一旦越过村子继续深入，他们只消一刻钟就会发现隐藏在黄河大堤后面的秘密，那时候大队日军立刻就会源源而至，而我军“以水代兵”的战略行动就将功亏一篑。

　　经过初步侦察，得知这股敌人只有几十个人，他们好像经过长途行军，风尘仆仆疲惫不堪，所以防守也比较松懈。据一个村里偷跑出来的老百姓报告，日本鬼子并未修筑工事准备战斗，他们甚至没有封锁村子和小路，而是抓了几个老百姓烧火做饭，多数人一头钻进乡公所里睡大觉。

　　这个情报令蒋师长大大松了一口气。现在可以断定，这是一支敌人小部队，他们可能执行某种侦察或者探路的任务，并非专门针对河堤施工而来的，否则他们怎么敢在新八师眼皮子底下舒舒服服地睡大觉呢？蒋师长断然决定先发制人，一举消灭这股危险敌人，不放走一个日本鬼子回去报信。

　　战斗命令迅速下达，新八师紧急行动兵分几路，炮兵也将两门黑黝黝的七五山炮对准村公所。就在包围圈即将形成的时候，一个新兵因为神经紧张枪支走火，骤起的枪声惊醒正在睡觉的日本鬼子，部队不得已将袭击改为强攻。一时间田野里炮声隆隆杀声四起，抗日官兵同仇敌忾争先恐后，齐声呐喊着发起勇猛冲锋。

　　日本指挥官看见中国军队如潮涌来，而且还有大炮支援，明白中了埋伏，赶紧下令突围。于是这些吓破胆的日本侵略者连刚刚做熟的饭菜也没有来得及吃上一口，扔下沉重的武器装备和同伴尸体夺路而逃，侥幸逃脱被全歼的可耻下场。

　　新八师虽然大获全胜，击毙十多个日本鬼子，缴获一批武器装备，但是逃走的敌人却令蒋师长一颗心高高地悬起来。如果日本鬼子引来大队人马报复，掘堤工程就将功败垂成，可以说敌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一面下令警戒部队严阵以待做好迎战准备，一面十万火急坐镇河堤工地，督促官兵争分夺秒，无论如何也要赶在次日天亮以前掘开河堤。其实他心里明白，仅靠人工和钢钎大锤是难以完成任务的，此刻他要兑现亲口向委员长立下的军令状唯有寄希望于那几支派出去的队伍。只有他们顺利找到“ＴＮＴ”新式炸药并且赶在日本人大举进攻之前运回来，蒋师长方能摆脱困境渡过难关。

失败的匈奴

３
　　一支换上中国军服的日军特战队像一条舞动红色信子的毒蛇，悄无声息地穿过中国军队防线，成功地避开大路和城镇村庄，终于在太阳落山以前到达指定位置。

　　带路汉奸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前面就是京汉铁路。

　　特战队奉命执行的任务就是炸断京汉铁路，以达到孤立郑州守军和阻断武汉方向增援的目的。由于中国人没能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使得这股狡猾的敌人得以乘虚而入，扑向他们垂涎已久的目标。

　　日本人奔上铁路，开始埋设炸药准备爆破。负责爆破工作的是一个刚从东京大学毕业的工兵少尉，他将电动雷管和引线一一检查完毕，然后连接好起爆器，最后一个撤退到路基下面准备起爆。这时候远处传来一阵尖锐的汽笛声，当工兵少尉看清那列冒出浓烟轰隆隆驶来的火车时，不禁大吃一惊。在落日的金色余晖映照下，越来越近的火车头和车厢顶部均能看见醒目的红十字识别标志，原来这是一列国际红十字协会救援的中国难民火车。工兵少尉知道，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凡是非军事目标均应受到保护，禁止交战双方袭击。

　　但是指挥官还是毫不留情地下达了起爆命令。

　　工兵少尉以为指挥官没有看清目标，连忙报告说：请等等！这是一列红十字列车啊！

　　但是指挥官却训斥他说：你错了，这是敌人伪装的假象，企图逃过皇军的打击。

　　工兵少尉申辩说：可是车上都是没有武装的平民啊。

　　指挥官拔出手枪来吼道：混蛋！你敢违抗作战命令吗？你将被就地枪决！

　　工兵少尉屈服了，虽然他也是军官，但是按照军队条例他无权与指挥官对抗。

　　随着一声巨响，一团耀眼的火球腾空而起。那列正在快速行驶的火车好像一匹忽然失蹄的赛马，随即冲下高高的路基，笨重的车厢四分五裂，车厢里的乘客死伤累累。

　　日本人阴谋得逞了。

　　日军炸断京汉铁路，切断郑州通往外界的交通，完成对中原重镇的全面合围态势。

失败的匈奴

４
　　皇天不负有心人，运气最终没有抛弃濒临绝望的掘堤者。

　　随着夜幕降临，一支费尽周折的小队伍终于找回蒋在珍望眼欲穿的“ＴＮＴ”新式炸药，这些炸药恰好是三个多月前爆破黄河大铁桥剩下来的，只可惜数量较少，不及专家要求的一半，令他喜忧参半。喜的当然是如愿找到威力强大的新式炸药，忧的是炸药不够必然影响爆破效果，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寻找更多炸药，日本人不允许，大本营也不允许。蒋在珍当机立断，命令从阵地上搜来许多手榴弹，连同炸药一道填入药室。

　　等到万事俱备，官兵全部撤下河堤，此时天色渐亮，朝霞初露，人们屏息静气，暗暗期待奇迹出现。

　　随着蒋师长挥手下令，工兵点燃导火索，一声闷响击碎黎明的空气，大地震颤，河堤上空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来。这朵黑色的蘑菇越长越大，渐渐就遮盖了半个天空。

　　一直在花园口工地现场监督的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处长魏汝霖回忆说：上午六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九时掘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见《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一位黄姓的贵州老人说，爆破成功之时，工地上一片欢声雷动，许多新八师官兵留下激动的热泪，祝贺这一胜利时刻的到来。

　　另有亲历者回忆寻找新式炸药的经过，他们说队伍遭遇敌人发生激战，许多官兵英勇殉国。连长沙无名身中数弹，仍吼声如雷死战不退，甚是可歌可泣。

　　还有一队官兵虽未找到新式炸药，但是他们还是力尽所能地搬运回来一些普通的黑色炸药，不料途中炸药爆炸，许多官兵粉身碎骨矣。

　　但是也有不同说法。

　　重庆抗战老人卢继东郑重向我出示一封信件，随信附有多张历史照片复印件。写信人名字叫熊先煜，时为新八师上尉参谋，也是花园口掘堤事件的亲历者之一。熊老先生已于１９９８年去世，他在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４日写给卢老先生的信中说：花园口掘堤完全是人工挖掘，并没有使用炸药，部队使用的都是圆锹、十字镐、锄头、钢钎、二锤等。

　　我不打算纠缠历史细节，那是考据家的任务，因为过程有时决定结果，有时却无关紧要。当我们穿越岁月迷宫的脚步终于来到事件尽头时，看见那个载入史册的结果就是——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六月九日，花园口黄河大堤被拦腰切断。

　　掘堤成功的捷报如同一道劈开乌云的闪电，把人们对于胜利的企盼和希望重新点燃，无论郑州城里的集团军司令部、战区长官部还是远在武汉的大本营都为之振奋不已。程潜长官和商震总司令亲自赶到河堤工地视察，蒋介石闻讯打来祝贺电话，指示务必巩固和扩大掘堤成果，不使到手的胜利功亏一篑，云云。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古老的黄河再次捉弄了这些雄心勃勃的军人，同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由于时值春夏之交的枯水期，黄河上游来水日渐萎缩，水流退缩至数百米外的河心。加上掘口处太窄，仅有几米宽，所以被导引出来的河水倾泻一阵之后便渐渐回落，到后来很快变成一股仅及脚背的涓涓细流。

　　程长官和商总司令眼看黄河无水可泄，失望至极纷纷离去，令蒋在珍的成功喜悦遭受重创，他的兴奋之情一下子从头顶凉到脚底下。这是一个摆在面前的严酷事实，如果老天爷迟迟不肯下雨，滔滔黄河不重现黄水滔天惊涛骇浪的一幕，你就是把河底掘穿也没有用。

　　这天日军攻势更加猛烈，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西段已经被切断，郑州事实上已成孤城。前线传来的消息瞬息万变：东面日军已经攻入郑州火车站，敌我争夺激烈，西面敌人则大肆放火焚烧民房，试图令我军不战自乱。不久又有消息传来，一股敌人企图偷袭我战区指挥部，幸好被识破敌人阴谋才未得逞。

　　武汉方面一日之内打来多个电话催促，侍从室主任林蔚的声调已经提高八度，他对蒋师长大吼大叫，听得出这个大权在握的家伙耐心已经耗尽。林蔚是蒋介石亲信，他的态度当然很能反映委员长此时的心情。问题在于，老天迟迟不下雨和黄河无洪可泄并不是蒋在珍的失职，蒋师长对于来自大本营的责难简直有口难辩，不堪重负的神经处于崩溃边缘。

　　整整一个白天过去了，中原上空依然万里无云艳阳高照，来自黄土高原的古老大河俨然如一个性格文静的小女孩，对发生在身边的战争充耳不闻，步伐不疾不徐，毫无紧迫起来的意思。心急如焚的蒋师长派人每隔半小时监测一次水量，他得到的却是水情不涨反降的坏消息，上游来水一日之内竟下降好几厘米，令蒋师长绝望得唉声叹气面如死灰。他眼看天空一碧如洗无计可施，只好听从参谋长的主意，派人担了供品亲自赶到关帝庙烧香求雨。

　　随着夜幕徐徐降临，市区内到处火光冲天，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渐渐疏落下来，但是这种不祥的沉寂表明敌人正在酝酿发动更加猛烈的大规模进攻。更多坏消息纷至沓来：十多里外的白沙镇已经失守，火车站发生肉搏战，还有一股数目不详的日军正在向花园口方向推进。种种迹象表明，郑州保卫战已经进入最后关头，花园口随时可能爆发战斗，命运成败也许将在明天或者后天见出分晓来。

　　此时被命运逼进墙角的蒋师长别无选择，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蒋在珍心力交瘁仰天长叹，如同笼子里的困兽。身心疲惫的蒋师长下达命令，外围部队提高警惕准备战斗，河堤上的官兵继续施工连夜扩大缺口，自己则返回到师部帐篷休息。

失败的匈奴

５
　　土肥原师团长已经看见胜利之神在向自己招手。

　　担任突击任务的横山大佐报告说，先头部队已经突破郑州外围，但是中国人的堡垒工事十分坚固，急需重炮和坦克部队支援。

　　土肥原信心百倍，指示炮兵和坦克部队天黑之前务必进入攻击位置，做好发起总攻击的准备。对不可战胜的帝国军队来说，敌人的负隅顽抗已是强弩之末，随着强大增援和攻坚武器源源不断地到来，必将予敌人最后致命一击。现在他唯一担心的事情是一旦俘虏太多，再现攻克南京那种混乱场面，即使处理俘虏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势必影响部队继续扩大战果。于是他指示各部队不得擅自追击向西逃跑的敌人，占领郑州之后立即准备挥师南下进攻武汉。

　　参谋长指着作战地图上一处目标说：根据搜索中队报告，郑州北面花园口地区可能埋伏有数目不详的敌军，而且附有大炮，推测也许是敌人预备队，是否派部队向北扫荡？

　　土肥原熊一样的身体慢慢俯向地图，一双鹰鸷的目光在花园口上空盘旋。他抬头望望天空，一轮红日高照，大地硝烟弥漫，他看不出这些死到临头的中国人还能玩弄什么诡计，等到攻陷郑州，任何来不及逃跑的敌人都将变成瓮中之鳖，不管他们玩弄什么花招结果都一样，那就是自取灭亡。日本将军冷冷一笑，他的犀利目光像一把果断的剪刀，放过花园口，咔嚓一声就把郑州西面而不是北面同外界的联系剪断了。

　　最后的历史机遇像条小鱼转瞬即逝，幸运之神最终与日本人擦肩而过。
　　
　　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坐立不安的蒋师长一次次徒劳地朝夜空张望，天幕上的星星仿佛都在嘲笑地向他眨眼睛，而他期盼的乌云却连一丝影子也看不见，于是一阵急火攻心眼睛模糊，一跤跌在地上立刻昏睡过去。

　　一个霹雳刹那间撕碎黑暗，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呛人的硫磺气味，闪电发出的惨白强光把现实世界变成一张白纸，蒋师长看见一个鬼魂样的人影无声无息地飘进来，他认出这个影子就是勤务兵李小三。李小三在努力喊叫什么，嘴巴一张一合，但是却没有声音，长官感到很生气，正要发火，忽然一阵狂风大作，紧接着天空响起天崩地裂的爆炸，就像天要塌下来一般。蒋师长跌倒在地上，他被恐惧紧紧捂住嘴巴，感到自己虚弱得像个婴儿。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几分钟，也许几年，一阵冰凉的东西从天而降，毫不留情地砸在他的脸上，砸进混沌的大脑深处。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断断续续地钻进耳朵里：
　　暴雨来了！

　　公元１９３８年雨季姗姗来迟。从太平洋上空赶来的暖湿气流挟雷带电源源而至，把一场罕见的夏季暴雨带给干旱已久的中原地区。当蒋师长率领师部一干人跌跌撞撞地扑向豪雨如注的黄河大堤时，他看见决口处洪水已经如同瀑布般汹涌澎湃。

　　他不由得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上喜极而泣。
　　
　　７
　　上游洪峰是在半夜里下来的。

　　先前看上去萎靡不振的黄河一下子变得精神饱满，打着旋的洪水像无数狂野的马群奔腾而来，大堤决口之处，洪水的隆隆吼声数里外如雷可闻。

　　此时，再也无人能够阻止灾难降临了。

　　天亮以后，商震总司令冒雨赶到河堤上视察，对掘堤效果表示满意。蒋师长为了扩大缺口加速泄洪，当场命令炮兵将两门山炮推上大堤，直接对准缺口处轰击。许多年后，时任新八师副师长的朱振民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炮兵一连发射六七十发炮弹，缺口又被打垮了约两丈左右，这一来河水汹涌泛滥，堤岸不用炮打即自行崩垮，缺口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宽了。（见《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炮击彻底动摇了本已摇摇欲坠的黄河大堤，千百年来维系中原人民安危的花园口大堤就像一个力不从心的老人，喉咙里只来得及挤出一声痛苦呻吟，随即轰然垮塌。
　　黄水滔滔，滔滔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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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乘胜出击
　　
　　１
　　在战争临近的日子里，我的中原族人怀着大难临头的焦虑心情，他们一面嗅着风里刮来越来越浓烈的硝烟气味，一面赶快行动起来把地里沉甸甸的小麦抢回家。

　　开镰第一天，人们还是充分享受了丰收带来的节日气氛。男人早早牵出牲口，套上大车，族人采取古老的换工制，即全村不分彼此互相帮助，从最早成熟的地垄开割，直到把所有麦子收完为止。女人负责供应茶水和饭食，家境富裕的还要杀猪宰羊，端出家酿的麦芽酒款待换工的劳力。

　　这时候一个吃喜酒的帖子传到我大爷手中。

　　吃喜酒在当地是件大事，并且很有讲究。这个喜酒帖不是结婚生孩子的“红喜”，而是有身份的高寿者驾鹤仙逝的“白喜”，因此这种意义重大的“白喜”是决不能不去的。于是我大爷连忙骑上一头杂花毛驴，族人看见毛驴颠儿颠儿地离开村子，驮着它的主人去赶赴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场喜筵。

　　喝得晕头转向的我大爷直到第三天才告别亲戚返回村子。

　　他已经记不得天气是在何时变坏的，只看见天空中黑云压顶雷电交加，滂沱大雨像利箭一样射下来。我大爷被雨水一浇脑袋就有些清醒了，他惦记地里的麦子，催着胯下的毛驴冒雨赶路。

　　其实，懂事的牲口比它的主人更加归心似箭，驮着我大爷一溜小跑往回赶，但是牲口的匆匆脚步在半道上被一片汹涌大水挡住去路。此时，我大爷的酒已经完全醒过来，他毫无精神准备，立刻就被眼前出现的这一幕大水景象吓呆了。因为仅仅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坦宽广的田野，许多农人正在挥汗如雨地收割庄稼，农人身后则是一座座人烟稠密的熟悉村庄。但是，此刻我大爷看见天地间除了一片滔天黄水之外什么也没有，好像从前那些袅袅炊烟和丰收景象只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境。后来，他好容易找到一群衣不遮体的村民，那些惊魂未定的幸存者告诉我大爷，黄河大水从天而降，千里中原尽成泽国！

　　我大爷身子一软，跌倒在地上。

　　黄水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家乡和亲人，也夺走他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全部依靠。尽管后来我大爷沿着滔滔黄水奔走啼号，一路苦苦追寻到周口地界，但他还是没能找到一个族人的影子。最后，心如死灰的我大爷只好卖掉杂花毛驴，辗转千里来到武汉投靠“旋字辈”的张松樵。
　　
　　２
　　夺命黄水从天而降。

　　千百年来，黄河沿岸人民在同洪水的斗争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汛机制，比如汛期在河堤上竖起一根灯杆，紧急时刻以红色灯笼预警：挂出一个灯笼为警告，两个表示洪水超过警戒线，三个灯笼就是堤坝发生险情，必须马上撤离。各县乡之间也设有差役快马和专人传递汛情，情况危急还要放鸟铳，敲铜锣，点燃狼烟等等，总之中原人民创造的这种代代相传的洪水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自身以及泛区下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位黄河水利专家告诉我，黄河决堤本来应当有个缓慢加速的过程，不会瞬间解体。由于黄堤经年累月地维护加固，加之汛期护堤队伍的拼死抢险救灾，即使最终未能保住大堤也能起到延缓溃堤的作用，从而为泛区人民疏散逃生赢得一个短暂的宝贵时机。水利资料表明，近代以来两次最大的黄河决堤灾难，一次发生在清道光二十三年，特大洪水淹没二十个州县，受灾人口超过二百万人；另一次是清光绪十三年，过水州县达十五个，受灾人口一百八十万人。两次洪水中的直接死亡人数均未超过一万人。

　　但是战争彻底打破自然常规。军队为了保密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封锁消息，不惜以谎言欺骗民众，千方百计不让人们得知掘堤真相，致使沿岸大多数老百姓在洪水到来之际仍被蒙在鼓里，以至于连最后一线逃生的机会都彻底丧失了。

　　我在黄河故道采访时，一位经历过那场大水的八十五岁老人耿志根告诉我，他至今记得那场洪水是在半夜里下来的。劳累一天的人们睡意正浓，谁能想到数米高的水头竟然像猛兽一样闯进他们睡梦中来呢？由于事先无人发出警告，县乡各级政府也没有如往年那样挂出河堤告急的红灯笼，更没有敲响报警的铜锣和放鸟铳，好比毫无征兆之时天空忽然就塌下来了。然而最令人不解或者最容易令人放松警惕的是，往年黄河溃堤多发生在汛期的七八月，那时候河堤经过长时间浸泡易出险情，可是为什么这年头场大雨就引发洪水，而且来势那么凶猛让人毫无防备？老人说，解放后他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军队挖开河堤造的孽。

　　一位死里逃生的老人至今仍心有余悸地说，那个水头子简直像座小山啊，他们家的土房子转眼间就被洪水冲走了，他是侥幸抱住一棵大树才得以活命的，可是他的家人全都无影无踪。村子原有几百号老小，活到抗战胜利的还不到十个人。

　　扶沟县还有一个名字叫“木盆”的老人，黄河决堤那年只有四岁，洪水到来时绝望的母亲仅仅只来得及把一只木盆推给孩子，他就这样在水面上漂流了几天几夜，当他得救时木盆已经随水来到了安徽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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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皖、苏各地文史馆有关黄河大水的资料堆积如山数不胜数，那都是灾区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战争罪行的血泪控诉！
　　时任河南黄河总防段长的苏冠军先生撰文回忆道：河水暴涨，出口水流均挟建瓴之势，因之有些地带如中牟、扶沟夜间水到猝不及防，觉黄河水有如从天而降，人民死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不可数计，甚有全村随水漂流者。其幸未被冲漂而去的群众，则四散逃离，颠沛流离于西北一带，因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造成亘古未有的黄泛奇灾。（《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

　　参与掘堤全过程的河防军参谋处长黄铎五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转眼间，无情洪流滚滚而来，那里逃避得及？老百姓有的爬上屋顶，有的攀登树梢，一时号哭呼救之声杂成一片。那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能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在水面荡漾着，起伏的波浪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有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漂流，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洪水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南京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我查阅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遭受的所有灾难，包括洪水、风暴、海啸、地震、火山喷发、原子弹爆炸等等，仅以一次性灾害之烈，受灾面积之大，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１９３８年的黄河大决口实属千古未有世界之最，令我怆然涕下！

　　
　　３
　　当千里之外那个“掘堤成功”的密电传到武汉，蒋介石把电报一连看了多遍，他明白自己终于赢了。

　　据说，蒋介石当时并无喜色流露，他把自己独自关在屋子里，让人难以捉摸领袖的复杂心情。我相信，无论委员长如何期盼胜利，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难以做到心情轻松。因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滔滔黄水虽将暂时阻挡日本人的进攻脚步，但同时也将造成旷世未有的严重后果，即淹没豫、皖、苏三省千里沃野，将千万无辜民众推向苦难和死亡的深渊。

　　来自北方战场的压力一旦缓解，蒋氏夫妇随即离开武汉，去到庐山别墅短暂休假。另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这位国民党领袖并非真正度假，而是独处山中闭门思过。当数日之后从庐山下来的蒋介石出现在武昌大本营，人们惊讶地看见委员长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但是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发现，领袖眼睛里多了一份深藏不露的凌厉和杀气。

　　六月中旬，中国大本营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全面检讨对日战略，同时宣布启动武汉战役。月末，蒋介石对英国伦敦《每日快报》记者发表谈话，除了谴责日本人之残暴侵略行径，重申国民政府保卫大武汉的坚强决心外，还指出日本人的侵略必将失败，“中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反之，日军之人数方面及经济方面，均将因之更感困难”云云。这个讲话初步传达出国民政府对日战略的重大转变，即放弃“以战逼和”的进攻方针，从而开始“长期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黄河改道人为鱼鳖，汹涌泛水浩浩荡荡一泻千里，仅仅数日已经淹没豫中各县，前锋抵达周口地区。下旬洪水出豫入皖，高达六至八米的水头像一座移动的城墙迅速吞没平原和村庄，再现清朝末年黄河“夺淮出海”的惊心动魄一幕。
　　黄河决堤的消息如同一个晴天霹雳，震惊中国和世界。

　　（中央社郑州十二日电）豫北之卫河、广济河、莽河相继决口，泛滥之广，前所未有，各县城东十余村庄，悉被河水淹没，沁阳城东水深三四尺，哀鸿遍野，惨绝人寰。

　　《大公报》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３日载：中牟全县三分之二地方陆沉，西北十余里之沙窝地方，集有难民三千余人，此十数日来，树皮草根已食之将罄，再有二三日，恐全饿毙矣！

　　《中国时报》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９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发言人今日语路透社访员谓，目前黄河水灾，恐将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之浩劫，查黄河水位向于八月初旬达最高度，水流速度每秒达二万立方公尺。目前黄水溢流注入贾鲁河而入颍河，再经淮河而入长江，故豫省东南苏北几万被军讲授黄灾影响，所有淮河区域悉将波及，黄河、淮河及长江合流，势将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之水灾。

　　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及时报道黄河灾情，比如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５日载：花园口的决口宽度已达一百公尺，水势向东南直冲中牟，与赵口决口之水相回合，汪洋浩荡，黄河恐将改道入淮了。难民数目，就现在所知，计郑州两万，中牟十二万，尉氏等县尚无法统计。

　　７月２９日报道：目前灾情十分严重，中牟、尉氏、扶沟、西华等豫东十三县灾民达七十余万之多，房屋庐舍，漂流殆尽，牲畜牛羊，多被冲死。

　　整个世界都为中国发生的黄河大水所震动，各国记者纷纷抢在第一时间向国内发回来自中国的报道：

　　英国《泰晤士报》：中国武汉消息，位于河南省郑州郊区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口，目前水情严重，已经淹没大约上万平方公里平原，估计受灾人口将超过一千万。

　　美联社记者发自中国消息：据国民政府称，河南的一处黄河大堤汛期决口，水情极为严重。洪水已经淹没河南、安徽及江苏部分地区，造成至少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

　　法新社记者发自中国战区消息：目前正在与日本军队交战的河南省郑州附近黄河大堤决口，目前洪水已经泛滥数百公里，淹没中原地区三个富裕省份，据初步估计受灾民众将超过一千万人。

　　世界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苦难的中国，一些正义的西方国家和慈善组织开始向中国灾区捐赠资金和募集救灾物资，表达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关爱之情。

失败的匈奴

４
　　黄河大水成为中日战场的转折点，北方日军的快速进攻一旦受挫，武汉暂时解除战争警报，国民政府所有的战略部署撤退行动都变得从容不迫和井然有序起来。蒋介石一面下令在全国发动轰轰烈烈的抗洪救灾运动，这当然是亡羊补牢和争取民心，同时也为了堵住汪精卫的嘴巴；另一面则最大限度地利用花园口事件制造舆论，向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发动反击。军政部长陈诚首先出面在武汉召开中外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揭露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他严厉谴责日本飞机无视国际准则，公然野蛮轰炸我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堤坝垮塌和黄河改道的人间惨剧。陈部长通报说，目前黄水已经淹没豫、皖、苏三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随着黄河汛期到来，灾情还将继续扩大，如此等等。

　　军方随即组织中外记者前往花园口参观。

　　记者在现场看到，黄河大堤决口已达百米之阔，黄水改道势不可挡，千里中原洪水滔天，这真是日本强盗灭绝种族的战争罪行啊！许多正义的西方记者深受震撼，他们无不为之动容，个个义愤填膺，许多人不仅连夜发出快讯和通讯报道揭露日本人的野蛮行径，呼吁对中国灾民进行人道救援，而且大声疾呼西方国家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日军继续侵略中国等等。

　　也有少数观察敏锐和独立思考的记者对中国军方的说法表示质疑。尽管此前郑州第一战区已经奉命紧急布置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现场，包括大堤上的多处弹坑、有日文字样的炸弹碎片以及若干现场目击证人等等，但是这些证据仍难打消外国记者的疑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詹姆士提出的尖锐问题可以看作部分国际舆论对待花园口事件所持的怀疑态度，这位大胡子记者刨根问底地追问道：请问，日军飞机为何要轰炸黄河大堤？黄河决口对日军作战有何意义？

　　中方解释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但是同情的声音终归站在弱者一方。中国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有目共睹，归根结蒂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黄河水灾的受害者是中国老百姓而不是东海之滨的日本国民，所以一时间国际社会的正义声音占据上风，世界各国舆论纷纷对日本人犯下的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声名狼藉如老鼠过街，这是国民政府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当然也是蒋介石期待已久的胜利果实之一。

　　最先意识到黄河决口事件背后隐藏的重大战略玄机的外国人是大洋彼岸一个名字叫做尤金•希蒙斯的美国亚洲问题专家，他在美国有影响的《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运用一种古老的战争谋略，人为地制造黄河改道，以遏制日本人在北方战场上继续进军的胜利势头。我认为这个重大战略显然已经奏效，而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进攻将显得力不从心和困难重重。中国人似乎已经找到了在战略上同对手周旋的方法，中日战争有可能进入一个微妙的阶段。

　　他还建议美国政府抓住时机援助中国，以中国来遏制日本人在亚洲的扩张野心。然而当时美国经济刚刚走出遭受世界性经济危机重创的阴影，欧洲局势已是战云密布山雨欲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在眉睫，亚洲问题专家的呼吁未能引起美国政府重视。美国人养虎贻患的政策终于导致后来珍珠港遭受日本袭击，他们不得不吞下自家种下的利己主义苦果。

　　与花园口决堤几乎同时，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在延安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特点，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必然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得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该书成为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文献。

失败的匈奴

５
　　当中宣部长周佛海赶来向汪精卫报告花园口决堤的惊天消息，这个未来的大汉奸如同挨了当头一棒，重重跌倒在沙发里。此时他凭着从政多年的敏感嗅觉意识到，这场从天而降的黄水背后很可能隐藏着蒋介石的黑手，因为大水不迟不早，偏偏在关键时刻替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解了围，难道这一切皆为偶然？

　　周佛海还带来另外一个坏消息。据军方可靠人士称，蒋介石欲借迁都重庆之机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大规模机构缩减，中执委权力将遭到进一步削弱，等于名存实亡。

　　汪精卫大怒，拍案而起道：他怎么敢这样？难道国民党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吗？他还要不要三民主义？他要是胆敢背叛总理遗嘱做封建暴君，我就要发动全体党员来推翻他。

　　周佛海忧心忡忡地说：如今蒋介石大权在握，一切都以抗战的名义进行，别人难以识破他啊。

　　汪精卫呵呵冷笑道：如果连我这样的老同盟会员都不敢起来反对他，国民党就变成他的一家之党，蒋家党，独裁党，法西斯党，倒不如灭亡的好。如果孙总理有知，九泉之下如何瞑目？

　　联系先前所谓“以战逼和”，焚烧城市的所谓“焦土抗战”，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集团终于发出某种一意孤行的战争信号，他要像最疯狂的赌徒那样在战争道路上越滑越远，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把数亿中国民众一起拖入水深火热之中。黄河大水淹没的不仅仅是中原大地，同时也淹没了通往中日和谈的道路，不难预料，蒋介石下一步动作当然就是全面实行政治和军事独裁。

　　汪精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他体内的枪伤仿佛提醒他有限的人生正在读秒，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反击。汪精卫紧急召集心腹开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和谈派”眼下最大一张王牌就是抓住蒋介石所谓“以水代兵”的狐狸尾巴，力求变政治被动为主动。汪精卫对部下发出紧急指示：中央党部争取提前搬迁重庆，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以党治国治军的方针。要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展开独立党务调查，一定要尽快查清黄河大水的来龙去脉，掌握证据并向全党全国公开事件真相，揭露蒋介石集团一手遮天，不顾千百万民众死活掘开黄河放水的弥天大谎。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表明国民党内所保留的和谈立场，表明汪、蒋之间的政治区别。汪精卫反复强调说，只要还存有一线希望，就决不能放弃和谈。

　　忽然外面响起刺耳的空袭警报，敌机多架来袭武汉，于是这群未来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只好匆匆逃进防空洞躲避。

失败的匈奴

６
　　黄河决口为岌岌可危的郑州防线解了围。

　　正在坚守外围阵地的东北军一部已经弹尽粮绝，随着侧翼友邻阵地相继陷落，该部坚守的小镇被敌人团团包围。蒋介石从武汉下令，郑州守军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放弃，后退者一律以逃兵论处格杀勿论。援军迟迟未至，阵地变成孤岛，爱国官兵默默搜集最后的子弹，拔出大刀片来，伤员人人怀揣一颗“报国弹”（自杀手榴弹），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突然发生了。正在起劲轰击的敌人大炮好像害了伤风一样先后哑了声，几辆气势汹汹的敌人坦克战车也陆续停止前进，随后掉转车头往回开，敌人步兵更是不攻自乱纷纷后撤，眼看一场迫在眉睫的生死之战自动化解烟消云散，令本已抱定牺牲决心的中国官兵莫名其妙目瞪口呆。他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我军抄了敌人后路，令来势凶猛的敌军阵脚大乱不攻自退？

　　次日军部派人送来进攻命令，他们才知道日本人已经连夜撤退了。原来是黄河决堤冲垮敌人主力，淹没敌人后路，把敌人变成一群不堪一击的纸老虎，这就是阵地得以自动解围的原因。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乘胜出击，他们击毙一些未能逃过黄泛区的敌人，缴获战利品无数。

　　从天而降的大水冲垮了张牙舞爪的日本军队，使得本已陷入苦战的中国军队稳住阵脚。大本营向第一战区发布命令，至少四个集团军掉头扑向京汉铁路进行战略扫荡，横扫千军如卷席，对进犯我中牟、新郑、蔚氏、通许、陈留、杞县、扶沟、长葛、鄢陵、太康之敌发起全线反击。第三军团在蔚氏县城包围敌人第十六师团一部约千余人，敌人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战至第三日，一支日军工兵驾驶冲锋舟赶来救援，部分被困日军逃跑，剩余敌人抱了老百姓的门板木桶跳进滚滚洪水中。

　　第二十集团军在洧川（现并入蔚氏县）、新郑、中牟、通许各县与敌人发生激战，先后收复五峰山、冯村、韩庄、寄庄王、南寨等地，毙敌若干。

　　另有第三十二军、三十九军分别对郑州当面之敌发起反攻，组织数支水面机动部队，分别驾驶小船、木筏等，船头架起机关枪和迫击炮，专门消灭那些被洪水围困的日军残余部队。当是时，有成群结队之日军官兵受困于民房屋顶，或攀上大树，或躲藏于寨墙高地，这些侥幸逃生的侵略者如果拒绝投降，我军则一律以火力消灭之。

　　长葛县政府奉命组织抗日自卫团撤进深山打游击，不料花园口大水将日本人冲得溃不成军，自卫团趁势冲下山来收复失地。当地县志载：激战多日，缴获一大批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仅马鞍子就拉了三大车。自卫团官兵手中的“老套筒”全都换成日本“三八式”步枪，每个分队还配备了日本轻机枪。

　　贵州部队新八师成为黄河掘堤的头号功臣，国民政府除授予师长蒋在珍宝鼎勋章一枚外，还兑现奖金三千元。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蒋在珍意外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了一个历史轨道扳道工的角色。他在改变列车前进方向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走向。

　　国民政府深知“花园口事件”的严重后果，蒋介石深谙这把双刃剑既能杀敌也将伤己的道理，所以采取的第一个防范措施就是把当事人调离河南，对新八师进行改编，调往山西作战。蒋在珍被宣布升任副军长，这道明升暗降的命令等于剥夺军权，宣告他的职业军人生涯走到尽头。果然蒋副军长很快在军队呆不下去，此时无论他的贵州老乡何绍周将军还是总参谋长何应钦都帮不了他的忙，这位在抗日战场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只好提前告老还乡，回到贵州老家销声匿迹。

　　另外两位暗中抵制掘堤的刘和鼎军长和万福麟将军却未受任何追究，刘军长仕途顺利一直做到陆军上将，万将军虽未得势却也得保平安继续周旋于官场，两人俱于１９４９年携家人去了台湾安享晚年。

　　一个偶然机会我在贵州文史资料中查到，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蒋在珍在家乡宣布反蒋起义，被任命为剿匪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２年被检举逮捕，同年镇压枪决。
　　
　　

　　７
　　黄河改道洪水肆虐，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洪水危害，国民政府命令在黄泛区西岸修筑堤坝，用意就是要把滔滔洪水赶往东边的日本占领区。对岸的日伪政权当然不甘束手待毙，他们也紧急征集民夫修堤筑坝，于是展开一场互相驱赶洪水的筑堤竞赛。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下令修复花园口黄河大堤，因工程浩大修复不易，至１９４７年春天始得完工。肆虐达九年之久的黄水终于复归河道，“黄泛区”终成历史名词矣。

　　长期以来，“花园口事件”始终迷雾重重讳莫如深，１９４９年蒋介石兵败大陆，“花园口事件”的历史真相仍然深藏在台湾的重重政治黑幕后面不许提及。直到蒋氏父子相继去世后，一些有勇气的当事人才陆续开口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让历史逐渐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这些已到耄耋之年的国民党退休官员和将领除了向社会打开一段埋藏心底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心结外，他们大多数人经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对于那场惊心动魄的民族大灾难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一位戎马生涯数十年的魏老将军沉痛地告诫后人说：尽管当时取得对日作战的部分成功，但是民众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对泛区人民造成的伤害难以弥补。余相信这也是国民政府兵败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我们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和含意深远的苦难教训。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四章 长河落日
　　
　　１
　　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破堤而出的黄水不仅淹没中原战场，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一场地震。

　　日本报纸纷纷在第一时间推出来自中国大陆的洪水专版。《读卖新闻》以“支那军队暴行令人发指，流行瘟疫不可避免”为题，刊登随军记者发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称：支那军队不惜掘开黄河，淹没中支数省。沿途洪水滔天，许多县城都进了水，沟渠变成河流，小河变成大河，低洼地全都变成湖泊，有的地方据说水深处达二三十米。人畜尸体随处可见，这些尸体或者像木头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或者停留在浅滩上。负责救援工作的井上部队前田中尉解释说，死人太多，根本处理不过来，天一放晴肯定要爆发瘟疫，所以部队官兵已经做好防疫准备。

　　《东京时事》发表“随军记者历险记”称：记者跟随舟桥部队的橡皮船前往灾区，沿途看见水天相连，中支大地已成泽国。在一处村庄，能看见屋顶上有一些人影在呼救，记者提议驾船的岛本曹长上前去看看。曹长机智地观察片刻答复说，房子快要垮了，橡皮船过去就会同归于尽。果然过了片刻，那幢房子轰然垮塌，屋顶上的人转瞬间就被大水卷走。

　　《朝日新闻》社：残暴！残暴！记者在陇海铁路东段沿线看到，遭到大水淹没的难民成千上万。根据军方估计，水灾可能已经造成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几十万人死于洪水。军方在克服自身困难的同时，调拨数列火车救济粮前往灾区救济支那灾民。

　　《东京画报》社则不惜连篇累牍刊发日本军队救济黄河灾民的新闻照片。

　　尽管日本媒体竭力掩盖事实真相和政府严密封锁对战争不利的消息，但是稍有头脑的日本读者还是不难从种种新闻报道中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帝国军队通往胜利的脚步不得不停下来。中国军队虽然缺少现代化武器装备，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但是他们凭借五千年文明衍生而来的古老谋略，掘开一条世界上泥沙最多的大河来与日本人进行决战，滔天洪水已经变成华北派遣军的一场噩梦。

　　日本朝野为此震惊不已。

　　狂热好战的日本报纸和舆论终于开始降温，他们的沮丧口气与其说谴责中国人残暴，不如说哀悼日军失败，与其说渲染惨境，不如说心有余悸。因为他们赫然发现，尽管日本人崇尚战斗到底的武士道精神，以效忠天皇的所谓“玉碎”为荣，但是他们还是远远低估了海岛对面那个古老而顽强的大陆民族。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朝日新闻》开辟“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专栏，许多战争亲历者来信都提到昭和十三年那次黄河大水事件，他们纷纷承认日本官兵的战争信念遭受极大挫折，因为他们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宁死不屈的中国人令他们心存敬畏。

　　一个名字叫松村雄龙的幸存者透露了当时战场实情：

　　河水淹没道路，低洼处河水过膝。天亮了，可以看见那些满身泥浆好像土偶一样的士兵倒毙在路上和洼地里，惨不忍睹。一夜行军，淹死冻死一百六十六人。军史提到这一事件只有几行字，报纸则根本不予报道，死者按“前线因病身亡”处理。（《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失败的匈奴

２
　　日军重炮大队是在黄昏前抵达郑州前线的。

　　阵地构筑在一处隐蔽的河岸边，弹药手花田次郎将炮弹箱堆放完毕，挖好掩体，然后帮助战友支起野战帐篷来。做完这些工作天已经黑了，指挥官津口大尉宣布说，师团将在明天早上八点钟发动全面进攻，炮兵的任务是轰击郑州火车站，一定要完全摧毁敌人的坚固工事。

　　官兵群情振奋，山呼天皇万岁。

　　但是不久天边响起阵阵雷声，听上去像是天神进行的炮战。具有丰富野战经验的津口指挥官下令给大炮套上炮衣，弹药箱覆盖防水帆布，拖曳大炮的骡马都被圈在河滩上安静地吃草。花田次郎还听见指挥官的声音说，不管怎么样，一旦发生情况也可以迅速转移啊。

　　大雨很快从天而降。

　　半夜里大水就下来了。

　　当尖锐的报警枪声再次惊醒花田次郎时，他看见帐篷已经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推倒，黑暗中的陆地正在下沉，阵地四面进水，好像他们已经变成一群水兵，而他们脚下的军舰甲板正在沉没一样。炮手一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敌人打来了？自己在做梦？他们身在何处？大炮哪里去了？黑暗中传来许多人的惊慌喊叫，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一样。这时候他听见津口指挥官镇定有力的声音传来：炮车！炮车统统转移！

　　但是指挥官的声音立刻被一排浪头吞没了。

　　历史记载，昭和三年（１９２８年）日本列岛遭遇恐怖台风袭击，引发海啸冲毁数万座房屋，夺走无数生命，这个来自大自然的噩梦从此就留在包括花田次郎在内的所有日本人心中。但是包括弹药手在内的许多日本官兵至死也无法明白，中国大陆怎么会发生像日本列岛那样的恐怖海啸呢？难道台风会跨越千里大陆来袭击他们吗？不管日本人如何拼命挣扎，滔天洪水还是毫不留情地席卷了他们，把他们一直冲下太平洋。

　　天亮之后，贾鲁河支流已是汪洋一片，日军炮兵阵地无影无踪。花田次郎抱住一棵大树幸运得救，他在战后成为一名慈善会工作人员，著有回忆文章《战场日记》等。

失败的匈奴

３
　　另一位反战和平人士池田先生亲身经历六十多年前那场特大洪水。

　　本来池田小队奉命深入郑州城区，任务是夜袭敌人指挥部，炸毁弹药仓库，但是出发前忽然天降冰雹，后来又下起倾盆大雨来，给这支夜间急行军的小队伍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本来坏天气应该是日本人的帮手，开始并没有人怀疑下雨是一种运气，是上帝对大和勇士的特别奖赏，因为下雨将会掩护他们顺利穿越敌人防线到达目的地，然而当这支满怀信心的特遣分队在天地漆黑的雨夜中行进时还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走在前面的勇进曹长迷失了方向。

　　勇进曹长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携有作战地图、防水手电和永磁性指南针，当吃惊不小的池田队长赶到队伍前面，曹长惶恐地向他报告说，前方为一片沼泽地，该不是误入黄河滩涂了吧？

　　从作战地图上看，勇进曹长并未走错路，因为郑州位置当在队伍西北方向，且作战地图上并未标出沼泽或者湖泊的记号。同样感到困惑不解的池田指挥官只好下令调整行军路线，他对此能够作出的唯一合理解释是，大雨或者不知名原因导致指南针发生错误，引导尖兵偏离前进方向。

　　队伍改向西南方向前进，但是他们并未走出困境。

　　黑夜仿佛是一道变化莫测的魔障，无论日本人怎么左冲右突还是难以冲破沼泽的迷魂阵。相反迎面水流越来越大，有的地方水深齐胸，还有阵阵激流涌来，冲得队伍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说明他们不仅没有退出黄河滩涂，相反极有可能继续误入黄河水道。当时天降大雨，天地漆黑，四周没有可供辨向的参照物，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脱离险境的指南针却在关键时刻错误百出，令他们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这回池田队长别无他法，只好被迫下令取消任务原路返回。

　　但是这个决定还是晚了。

　　原路早已不复存在，大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慌乱中的日本人先是互相紧紧拉住手，但是他们的队伍很快就被洪水冲散了。池田拼命挣扎，他感到自己身体变得轻飘飘的，好像一片落叶在洪水中打着旋。幸运的日本人在绝望之中抓住一捆麦草，他就是靠了这捆救命麦草才勉强支撑到天亮。

　　天亮之后的日本人已经分不清方向，他不知道自己被洪水冲了多远，也不知道身在何处，只是赫然看见眼前变成一片洪水浊流的汪洋世界。放眼望去，滚滚洪水从天边涌来，水面漂过许多人畜尸体，村庄只露出屋顶和树梢，而他的那支负有神圣使命的特遣分队已经无影无踪。随着时间推移洪水浸泡，那捆赖以活命的草捆浮力越来越小，眼看就要托不住他的沉重身体了。

　　这时候一只木筏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日本人赶紧挥动手臂呼救，木筏发现了趴在草捆上的人，慢慢向他靠拢来。原来这是一群逃难的中国老百姓。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当人们发现落水者是个快要淹死的日本兵时，这些中国人的表情立刻变得复杂和犹豫起来，谁都不难从这些憎恶和仇恨的眼光里读出背后的内容。池田心里很绝望，他当然明白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看待他们这些耀武扬威和凶残野蛮的侵略者的，他想起日本军队给中国人带来罄竹难书的灾难，想起他亲手刺死中国俘虏，枪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烧毁村庄奸淫妇女，即使这些中国人弃他而去，或者干脆动手杀死他也是罪有应得。他闭上眼睛，心想如果中国人动手他也绝不求饶，绝不能贪生怕死，要像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那样含笑去死，绝不让敌人耻笑。

　　但是善良的中国人还是把生的希望抛给落水者。

　　当获救的日本人终于踏上坚实的陆地时，他忽然有些站立不稳，支撑身体的那根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他明白自己被彻底打败了。不是洪水，而是比洪水更加强大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本可以轻易杀死他，向侵略者复仇，但是他们以宽厚仁慈的胸怀接纳了他，以德报怨救济苍生，他们救赎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而是那个海岛民族的精神和心灵。于是感恩戴德的日本人跪倒在地上，以这种隆重和虔诚的匍匐姿态，向所有的中国受害者和救命恩人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

　　战争结束池田返回自己家乡宇都宫，成为一名反战人士。他在晚年多次到中国谢罪，用自己的战争经历驳斥了日本右派的胡言乱语，表达对战争的真诚忏悔和永不再战的和平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