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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抗战老人孙绍朴如约同我在成都一家茶馆见面。
这是个阴霾满天的春日，湿漉漉的空气令人压抑，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孙老却精神矍铄。孙老同多数四川人一样个子不高，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黢黑精瘦，目光炯炯有神，令人不敢相信他已是个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
孙老介绍自己是四川资中人，抗战爆发那年刚好满二十岁，在成都市中心著名的春熙路百货庄做学徒。国民政府来川招兵，民众在春熙路拉起横幅热烈响应，文艺队员在台上演戏唱歌，大学生演讲鼓动，看得台下的人群热血沸腾，孙绍朴一冲动就报名当了兵。
老人说，当场报名的青年有三十多人，都是春熙路上的店员学徒，包括“德龙布匹庄”的伙计卿仕恒，俨然结成一个抗战救国的“春熙帮”。卿仕恒是他的乡党，平时跟他要好，报名下来两人都心情激动彻夜难眠。孙老说，他们参加的是“出川抗日义勇军”，不是地方部队，而是大名鼎鼎的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军。成都民众开大会为新兵壮行，女学生登台献花，新兵披红挂彩，那份荣耀就跟中状元差不多。报馆记者前来采访，又是拍照又是请他们发表感言，新兵个个热血沸腾，说了许多豪言壮语，都登在那时的报纸上。
出发那天是十二月中旬，前线刚好传来首都南京沦陷的噩耗，万众悲痛，给新兵出征蒙上一层悲壮色彩。新兵从成都步行到重庆登船，又经水路来到大城市汉口，受训的地名叫阳罗镇。孙老文化不高，但是记忆力惊人，他自豪地告诉我，中央军装备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每班有一挺轻机枪，连有重机枪，团有迫击炮。他扳着指头回忆说：士兵每人一支中正式步枪，二百发子弹，两枚木柄手榴弹，一把十字镐，一把工兵铲。还有洋瓷碗，一条毯子，但是没有水壶。冬天一套棉衣，夏季两套单衣，没有鞋，自家打草鞋穿。当兵一月六元钱军饷，比在百货庄当伙计还多呢，那时候一元钱可买三十二斤大米。如此等等。
我问有没有钢盔？孙老摇头说：日本兵有钢盔，中国兵没有。我说您知道德式师吗？他说不知道。我说雨衣呢？他答没有。我问下雨怎么办？他说浇着呗，那时候打仗天天死人，哪里还顾得上下雨？
教官训练极严格，比如瞄准必须屏住呼吸，射击三点一线，立、卧、跪姿一练就是多半天。冲锋得猫着腰，刺杀要快、准、狠，过障碍、跳木马、匍匐前进样样都不能马虎。尤其令孙老自豪的是，他扔手榴弹是全连冠军，能扔五六十米，顶得上一门迫击炮。
转眼到了阳春五月，上级下达紧急命令，新兵结束受训，从汉口火车站登车开赴豫东增援。孙老记得很清楚，上战场这一天艳阳高照，马路两旁的红木棉和大树杜鹃开得热烈灿烂，汉口民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欢送子弟兵出征，令他们再次激动自豪和热血沸腾了一回。新兵营清一色四川兵，共有五百多人，编为三个连。“春熙帮”编在第一连第一排，排长祝伯均少尉，四川资阳人，黄埔军校毕业，是他们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位正式长官。
随着车轮轧轧转动，繁华的城市和美好的和平生活被留在身后，北方战场和枪炮声越来越近，战争这头食人妖魔就要向新兵显露出狰狞面目来。
另一位现居成都的退休火车司机，八十九岁的陈定化老人对我说：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我在汉口江岸机务段作司炉工，有一天上面来了命令，所有机车都集中往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运送军队。那些军队多极了，简直成千上万，还有各种坦克、大炮、武器和弹药粮食，没日没夜地运啦。人人都知道，这是打大仗，保家卫国啊！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河南，侵略半个中国，不把他们赶走行吗？那时候我们铁路工人憋足一股劲，实在累不行了就趴在锅炉跟前打个盹，起来接着干活儿。就这样把几十万军队全都运上了前线。
我同意一句经久不衰的口号：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四万万民众拥护，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败，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不能克服呢？ |
楼主: 失败的匈奴
发表于 2014-2-13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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