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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作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总指挥，兼第5军军长，其本人不仅是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的成员，是《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的参与者，而且是远征军从入缅作战直至大撤退败走野人山的亲历者。
他的回忆录是很多研究远征军（第一路）史学者的必考书目，在研究这段史料时，其回忆录虽然在某些人物（如在回忆录中将解围仁安羌的新编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误写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孙继先），及在某些细节上（如新编29师的编成）因时间稍有久远，资料查阅上不甚方便而出现纰漏。但在全面性、权威性上有别于第三方所写的相关史料。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中路军即分为4条道路，以不同的方向撤退：第5军直属部队之一部、新22师及长官部所属各单位如交通部处长唐文悌、铁道兵团团附张学逸所率的交通员工，暂编团运输大队及英联络官2人等由曼西北后转打洛到新平阳，因雨季延时2月余又奉令改道入印至7月底到印度列多（利多）。”
自4月25日皎栖（Kyaukse 又称：皎施、皎克西）盟军最后一次联席会议，确定全线撤退后，杜聿明、史迪威、罗卓英，包括为第5军担任后卫掩护的孙立人新编38师既分头撤退。
缅甸西北部的曼西（Mainsi又称：敏西、满许）是远征军溃败后，几路队伍开始分头撤退的一个重要之“点”（地方）。最先到达曼西的，并不是杜聿明统领的第5军军部、新编22师等大部队，而是由第114人（另一说法是115人）组成的“史迪威小队”。之所以称其为“小队”，是较之其它几支撤退队伍而言。
① 以下，按远征军各部队撤退，以及撤退完毕时间排序。
①《史迪威事件》 梁敬錞 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一、“史迪威小队” 撤退路线
以下摘自《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入缅大事记》
1942年5月4日，史迪威从卡萨（Katha 又称：杰沙、戛撒）出发，前往英多（Indaw又称：因多）。
①
5月6日清晨，由“26名美国人，13名英国人、16名中国人，一群来自锡格雷夫军医院的缅甸护士，几名老百姓，一些印度厨师和机械师”一共114人组成的“史迪威小队”，“上午8时到达曼西，找到向导后继续前进。”
②
史迪威对小队队员们说：“我们已经是个整体，只要我不倒下，我一定把大家带出这片森林。”③中途，发现了英国人遗弃的八个仓库（小队有可能在此补充了给养。在<史迪威日机>中未提及）。因道路原因，丢弃了卡车，徒步向马基干进发。
5月8日，史迪威小队分四段路程向桑九（Saingkyu）进发。
5月9日下午，史迪威小队到达了乌尤江边的孟康（Maingkaing 又称：迈凯）
5月12日，史迪威小队到达霍马林（Homalin又称：荷马林）。
5月13日，史迪威小队乘竹筏渡过亲敦江（Chindwin River 又称：钦敦江、更的宛河）。
5月14日，史迪威小队渡江后没有就近穿越印缅边境，而是经霍马林向北在高卢姆（Kawlum）与从印度英帕尔前来的接应队伍会合，得到了给养后再转道乌克鲁尔（Ukhrul）。 5月18日，小队到达乌克鲁尔，队中大部分人由此转道英帕尔（Imphal）。
5月22日，史迪威与小队中的其他几人从迪马布尔（Dimaprit）乘火车前往丁苏吉亚（Tinsukia又称：廷苏基亚）。
5月23日，史迪威到达丁苏吉亚。
5月24日，史迪威乘飞机到达新德里。
史迪威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撤退时他拒绝乘坐最后一架从密支那飞往印度的飞机，以近60岁的年龄，一只几乎失明的眼睛，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拄着一根木棍，挪动着双腿，按照西点军校每分钟118步，每50分钟休息十分钟的标准，始终走在小队的最前面。13天的徒步行军（5月6日—19日），全程140英里，掉了20磅肉（9.07公斤）。但史迪威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将这支队伍完好无损地带到了印度。
很多有关远征军撤退路线的书籍、资料中，都引用了“史迪威小队”撤退英帕尔路线一说。
但是，史迪威在日记里并没有明确说明到了英帕尔。
虽然，乌克鲁尔镇离英帕尔近在咫尺，或者说“史迪威小队”中大部分人有可能从乌克鲁尔转道英帕尔，但史迪威在日记中记述是从乌克鲁尔坐车，在迪马布尔换乘火车到了丁苏吉亚。因为，当时无论是英帕尔，还是乌克鲁尔都不通火车（见示意图 [3]）。
那么，这个导致不同判断的来源产生于何处呢？其实，就来自于这本1992年版《史迪威日记》中编辑的加注（p89）。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书的编辑并没有认真审核对照日记中出现的时间、地名，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或是翻译者在翻译中出现了纰漏（p91-p97）。
疑问一：日记中，5月12日史迪威小队到达了距离印缅边境最近的，亲敦江江边上的霍马林，为什么面对近在咫尺的印缅边界， 14日而又北上缅甸高卢姆，与从印度英帕尔前来的接应队伍会合。而后，又顺亲敦江南下，穿过印缅边境到达印度的乌克鲁尔镇。难道只是为了“避免大批撤离的中国人和难民”。
可是，史迪威小队是早于大部队撤退的，而在13、14日两天应该没有撤退的大部队聚集在霍马林，只有难民。
④
到底是史迪威日记将到达高鲁姆与霍马林的时间、地点搞反了，还是编译者出现了纰漏？或是，史迪威日记中的日期、地点都没有记错。而是故意选择了一条虽然艰险，但他本人（也可能是随队的参谋们及缅甸人）认为是一条僻静、安全的撤退路线。
其实，考证“史迪威小队”撤退的“路线”，以及在行军时间上是否有错，是否到达了英帕尔并不重要。很多史料在史迪威到达英帕尔的时间与其日记中的日期并不相符，但是高鲁姆这个“点”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史迪威日机中记载到达高鲁姆的时间（5月14日）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史迪威小队”并不是在霍马林渡过亲敦江的，而是在霍马林至高鲁姆中间（距霍马林5英里左右）的某个渡口渡过了亲敦江。
疑问二：日记中，5月22日史迪威 “一路打着瞌睡到达了迪纳杰布尔”。
难道日记中的“迪纳杰布尔”是现孟加拉国境内的北部城市迪纳杰布尔（Dinajpur），而不是可以乘坐火车直达目的地丁苏吉尔的印度迪马布尔（Dimapur）。
在弗兰克·麦克林恩的《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一书中，可以证明此处为史迪威本人或翻译者的笔误（p122）。 由此，可以推论出“史迪威小队”撤退线路，与罗卓英率长官司令部所走的路线相比较，“史迪威小队”的路线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英帕尔路线”。
其实，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杜聿明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史迪威小队”的撤退路线。
在几路远征军全部撤退完毕后，事实证明了史迪威选择的路线是其它几条路线中，唯一一条“零伤亡”的撤退路线。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后他（史迪威）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对此不难看出杜聿明与史迪威自同古大战，双方在战略上产生了不同意见，致两人“几乎闹翻”。直近20年后，杜聿明开始书写回忆录，其对史迪威的“恶感”也并未消失。杜聿明始终认为远征军的惨败，史迪威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尽管“史迪威小队”全身而退，但在杜聿明的眼中，“史迪威小队”的撤退，只是一次懦夫的逃跑行为，不足挂齿。
⑥
抗战胜利后，在对待孙立人的态度上，似乎也可以证明杜聿明内心真实的想法。那就是杜聿明作为远征军的副司令长官、第五军军长，撤退路线的选择是否正确并不重要，而听从校长蒋介石将部队带回国的命令确很重要。
⑦
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文宣部门为了推卸撇清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惨败的责任，刻意夸大史迪威的失误，甚至公开指责史迪威与抗战时期延安共产党的关系，弱化史迪威在对华军事援助、印度兰姆伽练兵、缅北大反攻、开通中印公路的付出与功绩。
⑧
孙立人是远征军中唯一一名将部队成建制撤出缅甸的将领，但他却违抗了（蒋介石）杜聿明让其率部一起北撤（经野人山）回国的命令，而是听从了史迪威、罗卓英撤军印度的建议。在几年后国共内战的东北战场上，杜聿明与孙立人彼此埋下的间隙与矛盾全面爆发。
⑨
①②③《史迪威日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年版 ④《缅甸：1942 盟军大溃败》 堂·莫瑟尔 Don Moser（美） 杜云峰 编译 2012年版 ⑤《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 英国 弗兰克·麦克林恩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版 ⑥⑦《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经历》远征军副司令长官 第5军军长 杜聿明 文史资料选辑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⑧《史迪威事件》 梁敬錞 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⑨《孙立人案件相关人物访问记录》 陈存恭 九州出版社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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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0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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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显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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