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军的前世今生（陆续补充中）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2 11:09
百度下还有第二部异域

没看过《异域2》。
柏杨出狱后，在报社的赞助下，
第一次到了金三角。
随后写出了《金三角·边区·荒城》，
是不是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

四九

风铃清音飘渺 发表于 2021-5-2 11:03
楼主的帖子内容极其详实，是专门做中缅边境区域和历史研究的么？

目前是在学习挖掘远征军第一路史料。

四九

三、李弥时期
（1951-1953年）

李弥
（一）滇籍抗战名将
李弥（1902年—1973年），出生于云南省莲山县（今云南德宏州盈江县）。李弥共有弟兄八人，其排行第六。小学毕业后，他又进入私塾就读。1924年李弥到广州滇军第七师当兵，同年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五连为入伍生；1926年李弥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即派往江西朱培德部，到军官教导团（团长为朱德）中担任排长一职，在江西与红军作战。此后升迁颇为顺利，10年后即升为团级干部。1936年任江西瑞昌县长；1939年参加昆仑关战役；1944年参加“缅北滇西大反攻”，是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师长、副军长，后因在松山战役中全歼日军而升任军长。二战中的远东战场，日军的三次“玉碎战”（全军覆没）就包括松山战役，其它二次分别为腾冲与密支那战役。

抗战胜利后，李弥理应率第八军在香港接受日军的投降，但是接到内战命令后，立即从香港九龙搭乘美军第七舰队船只开往青岛。1948年李弥任第十三兵团中将司令官。淮海战役中，第十三兵团全军覆没，李弥化装逃跑。1949年1月10日，蒋介石在浙江奉化召见李弥，决定重建第十三兵团，仍任李弥为兵团司令兼第八军军长；6月李弥经广州到达昆明，由于云南地方政府不欢迎李弥部驻守云南，于是李弥部只得移驻重庆；9月陆军第六编练司令部成立，李弥任司令，率部经泸州移驻云南的沾益、曲靖等地，原驻滇东南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拨归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与第八军一起监视震慑云南的卢汉，防止其起义投靠共产党，企图保住大陆最后一块根据地。

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军政人员起义，李弥、余程万等将领在昆明被卢汉以“开会”名义扣留。随即蒋介石命令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统领第八、二十六军围攻昆明。为解除中央军对昆明的压力，卢汉拟将李弥、余程万释放，两人在起义书上签字画押，表示出城后愿说服进攻昆明的中央军停止进攻。但李弥离昆后，即与汤尧商议，将部队撒到滇南的开远、蒙自一带，准备重整部队卷土重来。1950年滇南战役开始后，蒙自城南机场被进军神速的解放军所占领，李弥乘坐的飞机因无法降落而直飞台湾。而余程万则对内战产生厌倦，于是前往了香港。

（二）一粒棋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北朝鲜金日成的部队势如破竹，美韩军队一直被逼退到釜山。北朝鲜军队控制了朝鲜半岛90%的土地，92%的人口。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军参与作战，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起草的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下，成功实施了仁川登陆，拦腰斩断北朝鲜军队，联合国军攻陷平壤后，一路向中朝边境快速推进，金日成紧急求助于中国政府。

由于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内战与建国，百业待兴；东北、西北及西南地区尚有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存在，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仍对大陆东南沿海构成威胁，新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确无必要与胜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多次警告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不要越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国协议商定的“三八线”（以朝鲜半岛上北纬38°线作为对日受降的分界线）。

1950年10月3日凌晨, 中国总理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印度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但是骄横自大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对装备落后的中国解放军颇为轻视，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他错误地判断中国不会，或者说不敢与强大的美国开战。于是，联合国军遵照麦克阿瑟的命令迅速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界河鸭绿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开始入朝作战。
前三次战役，志愿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指挥下，将身披一身荣耀，原本可以光荣退休的70岁老将麦克阿瑟*打得找不到北，联合国军三度落败。于是美国人一边用第八集团军军长李奇微，替换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一职，以扭转颓势；一边寻求开辟第二战场，企图来牵制中国。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1880年-1964年），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美国著名军事家。1944年麦克阿瑟被授予陆军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麦克阿瑟是美国陆海空三军中获得勋章最多的将军，也是美国唯一一个参加过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将军。1964年4月5日麦克阿瑟因病去世，享年84岁。

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拯救了战败后一片瓦砾的日本，使之成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军事盟国；而且使百业凋零的日本，因为接受大量的战争订单而后生。同时朝鲜战争也拯救了已被美国杜鲁门总统弃之孤岛的蒋介石，得以重回美国阵营。当然，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用于开辟第二战线，作为一粒棋子使用的缅北国民党残军。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详细研究了残军的情况后，由政策协调办公室制定了由美国直接援助残军的“白纸方案”（ peration Paper）。杜鲁门总统出于尽快培植“第三势力”*，以取代蒋介石的想法，绕过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方案。在美方圈定的第三势力预选人中，既包括军届的李弥、孙立人*等人，同时还有政界亲美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等人。

1952年10月，蒋介石开始对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清算。先是密令特务制造车祸，企图暗杀吴国桢，迫其辞去省主席职务，从此远离了台湾政坛，次年赴美讲学，最后终老于美国；1953年李弥回到台湾遭到情报局监视与软禁；1955年孙立人受莫须有的“兵变”所牵连，在台湾被蒋氏父子囚禁了30年，较之李弥的后半生更为悲惨。

李弥与孙立人

1948年，美国第33届总统竞选，由于蒋介石押宝对国民党持友好态度的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会赢得大选，于是公开赞助杜威参加竞选。但结果却是杜鲁门赢得了大选。杜鲁门本来就对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家天下”的做法深恶痛绝，于是从此不再支持蒋介石政府。并希望培养“第三势力”以取代蒋介石。

孙立人（1900年—1990年），安徽省舒城县三河（今属安徽合肥肥西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期间，任远征军第一路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取得仁安羌大捷。远征军第一路失败后，违抗杜聿明（实为蒋介石）的命令，率军进入印度，任驻印军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新一军军长。在缅北大反攻中，共击毙日军33000余人，是抗战期间军级单位，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参加内战。因与杜聿明结下的不快，难以化解的矛盾，孙立人于1947年8月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11月孙立人至台湾负责训练新军；1952年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1955年被认定参与“兵变”遭到监禁；台监察院于1988年认定孙立人无叛乱意图；2014年7月台湾监察机构承认，1955年孙立人部下郭廷亮为“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算是间接为孙立人平反。

吴国桢（1903年—1984年），湖北建始人。1914年始，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同年回国后进入政界，曾任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出任汉口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后被免职；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12月7日赴台湾；15日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1953年4月因“吴国桢事件”辞“省主席”职，与妻子前往美国，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授直到退休。著有《中国的传统》等著作。

1950年年底，美国驻泰国大使馆武官谢尔，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在泰国曼谷开设了一家“东南亚国防用品公司”（Southeast Asia Defense Supplies Corporation)，名义上是为了保证美国驻泰国和新加坡海军的后勤保障，其实就是为残军提供武器与后勤保障。此后，美方为便于开展工作，又在更接近残军基地的泰国北部清迈设立了领事馆。

（三）被甲据鞍于缅北

李弥夫人龙慧娱在缅北勐撒基地宿舍

1950年8月16日，已近知天命的李弥（48岁），化装为马帮成员，在马帮首领，残军搜索大队大队长马守一的护送下，从泰国进入缅北。这是李弥自同年2月份担任**救国军总指挥以来，半年后第一次亲临部队。李国辉和谭忠率领百余名官兵在缅泰边境，大其力楠牙赛河边迎接李弥。

在会见李、谭之前，李弥还担心已经在金三角打出一片天地的两人不肯交出指挥权。但未曾想李国辉和谭忠，对台湾的命令表示无条件地服从。1951年3月，李弥率参谋长钱伯英、副参谋长廖蔚文、第一处长王绍才、第二处长王敬箴、第三处长柳兴镒、第四处长王少才等总部人员到达勐撒。在李弥带来的委任状中，副师长以上的军官除李国辉以外，其他人都是李弥邀请及台湾空降到残军的人。为残军建立小猛棒基地和打败缅军立下大功的第二号人物谭忠，未得实质提拔，职务仍是第二七八团团长。此决定引起第二七八团两广（广东、广西）籍官兵的不满。

李弥到缅北统领残军，不仅带去了台湾蒋介石“择佳机，图反攻”的指示，以及对残军的整编方案和任命书、人员，还带去了260驮美国的武器装备，由泰国政府*指派警察总监乃炮 (Phao Sriyanond)派人点收后，假冒商货，用牛车装载运至泰缅边界，再交残军接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国王普密蓬与总理銮披汶，与日本结盟向同盟国宣战。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主张美英中法四国在二战胜利后瓜分泰国，而美国与蒋介石力主保留泰国的完整和泰国君主制度。战后，泰国国王普密蓬为感激美国与蒋介石，因而愿意大力帮助台湾的国民党。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泰国也有自己的打算：国民党残军呆在缅甸，能帮助泰国阻挡“泰共”的发展壮大，同时可以在地缘上牵制历史上的死敌缅甸。

在杨瑞春《中国国民党大陆工作组织研究(1950-1990)》一书中指出，早在二战期间，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与泰国合作，军统在曼谷设立了情报组与电台，支持“自由泰国运动”。上世纪50年代，台湾情报局与銮披文女婿乃炮的合作极为密切。


警察总监乃炮

李先庚《滇缅游击忆往》一文中所述：“泰国警（察）上将乃炮竟是游击所部（指残军）的后台及密友。乃炮警上将，在泰国朝野，早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表面上，泰国国家主持人，是国务院院长，当时国务院长是銮披文元帅，但唯一能影响国务院长的，只有乃炮上将。”

此后美国、台湾又陆续使用二战时期“飞虎队”创始人，美国退役中将陈纳德创办，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收购经营的CAT民航公司，转道泰国对残军进行空运补充。美国政府对残军的经费支持也一再增加，美国政府每月资助残军7万美金，后期对家属每月又增加救济费2万美金，而中央情报局则直接资助了残军60万美元。

陈纳德于二战后期创建的这家公司叫“民航空运队”（CivilAirTransport），简称“CAT”。它虽经营民航业务，但最主要的工作却是从事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任务。从空投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各地，帮助国民党军队撤退，空投特工到参与朝鲜战争，从空运武器给西藏和缅北残军，到参与支持中南半岛所有**的活动。在上世纪50、60年代，机背印有台湾“国旗”的民航队是台湾唯一飞国际航线的公司，但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所拥有并直接经营的航空公司。CAT在上世纪50、60年代成为中情局的一支秘密空军。蒋介石愿意让它挂著中华民国“国旗”到处招摇，因为陈纳德在国共内战期间曾大力帮过国民党的忙，而中情局又是以**为目的的情报机构，蒋介石认为CAT背覆“国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双方亦可互相利用。

中情局担心陈纳德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并不利于民航空运队的秘密作业。因中情局在亚洲所从事的**秘密活动并非都是蒋介石政府所乐意知道的，其中最敏感的是中情局曾秘密训练一批**亦反蒋的第三势力人士，这批在塞班岛受过训的人再由民航队空投至大陆。因此，中情局特别将陈纳德调升为董事长，让他无所事事，每逢有敏感的秘密作业时，即叫陈纳德返美述职，以防陈向蒋告密。

由于李弥手里握有台湾和美国对残军所有经费的支配权，于是他成为这支部队的“太上皇”。为得到美国的支持，李弥在泰国直接与美国海军少将格雷夫斯·埃斯金（Graves BErskine）三次单独见面商谈合作。这种绕开台湾“国防部”的做法着实犯了大忌。台湾拿到李弥与美国直接来往的证据，通过“国防部”来电，要以“叛国罪”惩治李弥，吓的李弥马上断绝了与美国人的直接联系。

手里有了钱，且“山高皇帝远”的李弥，不仅为老婆家族在泰国曼谷购置了大量的不动产，而且与嫡系军官们住在泰国的宾馆里。而残军士兵们每月的薪水却只有两个老盾*。以上两点，为此后台湾召回李弥，监视其居住，禁止离开台湾埋下了伏笔。

老盾，缅甸币。一个老盾折合5泰铢，20泰铢折合1美元。

四九

凶猛老狐狸 发表于 2021-5-3 13:47
没有李弥，残军怕是更糟糕。

现在泰北为数寥寥的第一代，包括残军后裔，依然怀念李弥。
李弥的侄女，在泰北支教了几十年。
狐狸节日快乐。

四九

（四）反攻云南

李弥延续了李国辉时期残军制定了“三三制”的长期发展战略。
1951年1月，残军取消“复兴部队”番号，先由“云南省绥靖公署”改组为“云南省游击军总指挥部”，次月再改组为“云南省**救国军总指挥部”。李弥担任总指挥，由柳元麟、吕国铨、苏令德、李文彬、李则芬担任副总指挥，下辖第二十六军两个师和四个处，将第七零九团改编为第一九三师，李国辉任师长，副师长何永年兼参谋长；第二七八团改编为第九十三师，新派彭程为师长，宋桄(朝阳）为副师长，蒙振声为参谋长；新派吕国铭为第二十六军军长，叶植南、李彬甫为副军长，指挥上述两个师。这支新成立的云南**救国军直属台湾“国防部”领导。虽然，残军名义上重新恢复了第一九三、九十三两个师的番号，但实际上骨干力量仍是李国辉和谭忠的两支团级部队。

在美国与台湾的支持下，逐渐站稳脚跟的残军开始酝酿反攻云南的行动。
1951年2月10日，在残军进入缅北喘息一年后，经请示身在曼谷的李弥同意，主动袭击在缅北的大陆系马帮。同时，李弥迅速建立起南北两个梯队，计划用南梯队吸引住解放军的主力，北梯队则迅速攻取耿马、沧源两县，在解放军来不及增援之前率部向东急进，一举拿下昆明；再由昆明挥师南下，与南梯队南北夹击，在滇南地区聚歼解放军主力，攻占整个云南；三个月后，迎接国民政府回迁昆明。李弥甚至还提出在占领昆明后，向北京进军的“宏伟”计划。

其实李弥内心的想法跟蒋介石期许的反攻大陆还是迥异不同的。从1926年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掌握实权；到1949年12月蒋介石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宣告“引退”，其统治经营大陆20余载，背后有“江浙财团”的鼎力支持，手握几百万的军队，却丢掉大陆而败退台湾。借用史学家杨天石的话：“尽管蒋介石自我反省了50多年，有些毛病却一辈子都没改”（杨天石为大陆第一位赴美查阅蒋介石日记的学者）；另一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中的一句评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这里的“工具”一说，既指蒋介石自身的认知修为，又指蒋介石四近之臣的能力。

黄仁宇（1 918年—20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美籍华人，教授、学者。1936年，黄仁宇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著作。

作为职业军人，李弥经历过北伐、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他内心深处很清楚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也知道反攻云南（大陆）希望渺茫。反攻中又会有很多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官兵们抛尸荒野。但不反攻，他在台湾就没地位，没钱，没有话语权。就如他刚刚到台湾一样，只是一个“苟且将军”。
虽然李弥的想法与蒋介石的目标有很大差距，但反攻口号要喊，反攻计划也要制定，而且口号与计划均要符合蒋介石的心意。或许在李弥的内心中，也还存有一丝侥幸成功的期许。李弥也曾坦白地对外宣称：“**成功，我们就做云南王；反攻不成，我们还可以做缅甸王”。

军人出身的李弥，毕竟在国民党中官场浸淫了几十年，对于政客们的权术并不陌生。他将10万美金的“私房钱”充作残军前期的军饷，不知能否有较之“投资”一词，更能准确诠释李弥的动机。

李弥示意手下的参谋人员制定了“天案”与“地案”，一是应对联合国的决议案，只撤退2000人，其余不撤人员易帜藏身于克伦族及蒙族（孟族）等少数民族武装中，等到将來反攻大陆时再恢复为国军番号，以保存实力于缅甸境内。；二是利用比较廉价的海运从台湾运来所需要的干部和武器，在克伦族及蒙族控制的港口登陆，再与缅北训练的新兵部队结合起來，即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支能够作战的部队，然后将整个部队拉至野人山、江心坡等滇缅未定界地区。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避免让残军再牵扯到国际法的问题，而且可以和滇西、川康，甚至西藏的**势力相结合，在缅北金三角地区建立一个长久的反攻基地。1952年1月，残军将二战时期的勐撒机场扩建完工后，来自台湾的飞机可以直接降落基地，为残军空运人员及物质。

李弥与妻子同台湾机组人员在勐撒机场合影
（五）“壮志”难酬

1951年5月下旬至7月初，李弥指挥残军5000余人，分南北两个梯队两次进犯云南。南梯队由第二十六军军长吕国铭率领做佯攻，北梯队由第一九三师师长李国辉部约1400多人进占沧源勐董、上允、岩帅；左路罗绍文部1000 余人进至南伞、彭木山一线；中路李文焕部以800 余人进占孟定；右路罕裕卿、张国柱部800 余人进至耿马、南掌、洛阳一带；另有彭季谦、李希哲部进犯双江。在临沧永和村，李弥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云南人民书》，散发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出兵朝鲜声明》，张贴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品。美国对进入云南境内的残军给予了空投支援。在美国与台湾的鼎力支持下，此时期的李弥最为膨胀。

6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集中优势兵力开赴机动位置，待残军继续深入后，以予聚歼。6月上旬，第十三军三十九师步兵一一七团一部进击占据澜沧县糯福的残军，步兵一二一团一部进击占据镇康县青搪的残军。这两次战斗均歼残军一部，其余部重新退回缅境。

6月下旬，西南军区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亲赴保山，指挥步兵一二零团、一二一团、一二三团、基干二团、一一五团等五个团，合击耿马、双江、西盟、孟连进犯的残军。作为解放军曾经的手下败将，残军稍作抵抗即全线溃退，至7月8日，残军余部返回缅境，李弥两次进击云南的行动彻底失败，解放军共计歼残军近600人。
李弥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十分清楚培训部队干部的重要性。于是到了缅北后，他一面从军事上筹划反攻云南，一面为培训各类干部做准备，以期在最短的時间里将培训好的干部配置到位，以期部队迅速壮大起来；同时残军也为当地土司、地方武装开办的各类培训班提供教官、教材。

1951年10月，反攻云南失利后，李弥即在猛撒总部成立“云南省**抗俄大学”（简称：**大学），培训残军中的各级官兵。

位于猛撒基地的云南省**抗俄大学

**大学正门两侧对联：崭棘披荆创造光明大道，卧薪尝胆誓復锦绣山河；后门两侧对联：卧薪尝胆明耻教战，崭荆披棘多难兴邦。

1951年12月，**大学成立开学，李弥担任校长，李则芬*任教育长。**大学成立后，各类培训班即告停止。
在**大学及培训班培训的众多学生中，不仅有日后成为金三角知名人物的罗星汉、彭家康，还有个名叫张啟福（张启福、张奇夫）的学生，他的缅甸名字叫关约，泰国名字叫坤沙。
**大学共举办了四期，受训者2800余人。对于当初只有几千人的残军而言，**大学培训学生的规模，所起的作用均不容小觑。在此后对缅印联军的萨尔温江之战中，**大学的学员在教育长李则芬的带领下，作战极为英勇，逐渐成为了残军中的骨干力量。

**抗俄大学，民国41（1952）年8月学员手册正面  图片：张传忠
**抗俄大学，民国41（1952）年8月学员手册背面  图片：张传忠

残军第一九三师开办的培训班

副总指挥、**大学教育长李则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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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则芬（1907年—2004年），广东兴宁人，黄埔五期生，陆大特别班第五期毕业。参加过北伐，历任十九路军连长、营长，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任军委会总务处处长，陆军大学教官，第九十四军五师副师长、师长，第五军副军长，整编第九十三旅旅长；1950年卢汉起义时被扣，被释放后进入缅北残军，担任云南**救国军副总指挥，**大学教育长。随第一批残军撤回台湾后退役，此后30余年来专心治史。著有《成吉思汗新传》等著作。


学员在室外上课        学员进行野外演练              

李弥作为黄埔出身的云南籍国民党高级将领，少小离家，当兵、入黄埔；到抗战后期滇西大反攻时，率领第八军荣誉一师血战松山，光复家乡；再到四年后，国民党呈穷途末路之时，率第八军再回云南；1950年初，滇南战役中飞往台湾，李弥与家乡云南有着扯不断的渊源。1953年2月23日，李弥接受台湾指令离开缅北猛撒，取道泰国回到台湾。此后充任台湾国民党国民大会代表、中央评议委员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虚职，在情报局的监视之下，终其一生未能再离开台湾一步。

李弥指挥残军两次反攻云南（大陆）失败，覃怡辉总结其失败原因为两点：一是新兵训练不足，军需（美援）补给不够；二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本书（指<金三角国军血泪史>）所反覆推敲出來的‘內部间谍的破坏’”。那么间谍是谁呢？覃怡辉分析后认为，“共谍”就是李弥身边的参谋长钱伯英*、副参谋长廖蔚文和参谋处长柳兴镒。

覃怡辉写道：“由于李弥重用了被中共以‘人质裹胁而为其做间谍’的
钱伯英、廖蔚文和柳兴镒，而且分别任用他们三人为参谋长、副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以致李弥的一举一动，美方和缅方（中共也应包括在内）都几乎一清二楚，因此使得美缅双方都能拿出一些有效的策略，针对李弥‘地案’中的缅北‘招兵’和缅南‘海运’两部分，都能分别无影无踪地加以破坏，一是将缅北的许亚殷行刺身亡，二是让缅南的海运因无法接头而回航，导致整个‘地案’因而彻底失败，而李弥本人也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国府召回台湾软禁，终生不让他再离开台湾一步，抑郁以终。”

参谋长钱伯英

钱伯英（1910年—1960年），湖北黄冈新洲（今属武汉）钱寨村人。中央陆军军官（黄埔）军校第八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毕业，曾任国军第四十九军暂编十三师三十八团上校团长；1945年4月率部参加了抗日战争湘西会战的芷江保卫战；1945年6月任第四方面军第三处少将处长；1946年1月任第二绥靖区第三处处长，后任第二绥靖区副参谋长；1948年被授予陆军少将，整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七旅旅长，在济南战役被解放军俘虏，后任李弥时期残军参谋长。。

副参谋长廖蔚文（左）与丁作韶（中）、第九十三师师长彭程（右）。
作为当年残军中的娃娃通讯兵，也作为李弥的拥趸，曾留学英国愛丁堡大学社会政策系的覃怡辉博士，历经十数年查询了大量相关文件史料，写就了残军“正史”，但其中关于这两点失败原因的总结，颇令人遗憾。前一点只是过于肤浅的客观原因；后点说李弥身边几乎所有的高级参谋人员均为共谍，如此严重的指控，竟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辅以支撑。

虽然，云南籍元老人物李佛一在覃怡辉书序中，对参谋长钱伯英亦有同样的说辞，但同样缺乏有力的佐证。
李弥时期担任中二组云南处书记长的李先庚，负责残军的组织、宣传、策反、情报、行动等工作，在其回忆文章《滇缅游击忆往》中写道：“海上支援，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可惜海载重要武器，以及运载500余参佐人员的首航舰艇，由姜汉卿将军亲率，正进入印度洋的航程上，在共产国际重重压力下，终无法到达目的而航返台湾。”

李先庚的回忆文章中，并未指明海运（案）的失败是因为有共谍的破坏，甚至连一丝暗示都没有。

No.18-2  副总指挥群像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3 23:26
我搜了但是看不了，以后再试

较之第一集而言，第二集反映并不热烈。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4 18:49
又多俩图

辛苦，霓裳

四九

四、第一次撤军
（1953年）

（一）萨尔温江之战
1952年底，缅甸政府重金征召了4000名参加过二战的印度老兵，准备与缅甸政府军共同清剿残军。
1953年1月3日，缅甸总理吴努（U Nu）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将以缅甸陆海空主力解决境内国民党残军的问题。但是吴努并未提及印度雇佣军一事，毕竟花重金请来一支外国雇佣军，来驱除另一支外国军队，而且还是一支“残军”，对于缅甸在国际上的形象是“好说不好听”。

与此同时，缅军在缅南军区司令觉苏（Jue Su）准将指挥下，对少数民族武装克伦军展开围剿。1月8日将克伦军主力击溃，切断了残军的海上补给线，让李弥的“天案”、“地案”计划同时流产。
1953年3月，缅甸政府集结20000余人，加之4000人的印度雇佣军，联合向残军发起进攻，史称“萨尔温江战役”（台湾称：沙拉战役、勐撒保卫战）。

1953年3月11日，缅印联军在东枝、景栋、大其力等地调集5000人的部队，攻打位于猛撒北边的孟布等地的李国辉部；另一支2000人的缅军，攻打位于猛撒南边，距离猛撒较近的沙拉渡口，夹击残军总部猛撒。

在沙拉渡口方面，由于残军各部驻防营地多僻远分散，难以在短时间内驰援，只好临时动员受训中的**大学的学生，由教育长李则芬统一指挥，兵分三路驰援沙拉渡口。21日李则芬率援军抵达，缺乏武器弹药的学生们，手握竹枪与缅军肉搏激战，血染萨尔温江，最终取得胜利。在孟布方面，缅军向李国辉部实施包围攻击，17日残军驰援部队抵达，两面夹击，最终击溃缅军。缅军第二次讨伐残军，又以失败告终。


颇具讽刺的是，被拥趸奉为“中国加里波德*”的李弥，无论是大其力之战，还是萨尔温江之战，都未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大其力之战时身在曼谷，萨尔温江之战时人在台湾。

加里波德（1807年—1882年），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被称为“游击战之父”。

据说战役结束后，残军将缅军俘虏进行“**非反缅”的教育后，发给路费放回，并警告他们不要再与残军为敌；而将俘虏的印度雇佣兵俘虏全部杀掉*，以泄雇佣兵在进攻时，将残军俘虏用做“人墙”的心头之恨。

关于残军在萨尔温江之战后，杀掉印度雇佣兵俘虏的事件，无论是柏杨的《异域》，还是大陆作家刘开政、朱当奎的《中国，曾参加一场最秘密战争》一书，以及邓贤的《流浪金三角》中都有提及。
不知什么原因，在覃怡辉的书中却未提及此事；是覃怡辉认为此事原本只是子虚乌有，还是因为覃怡辉知道，残军杀戮俘虏，不仅触及《日内瓦公约》，而且一定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及审判。

《中国，曾参加一场最秘密战争》、《流浪金三角》，分别成书于1994年、1998年，而覃怡辉的《金三角国军血泪史》出版于2009年，从时间上分析，两本书出版均早于覃怡辉的《金三角国军血泪史》。同时两本书也是覃怡辉书中列出的参考书目之一，为什么覃怡辉没有用相关的史料、证据来反驳杀俘事件呢？或是说事件确实存在，只是因违反《日内瓦公约》，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故被遮盖。

目前，并未有缅印相关国家，包括台湾，官方或是民间提供的确凿证据，证实杀俘事件的存在。此战之后，周边国家缅、泰、老挝从此未再敢对残军实施武力驱除。于是残军在金三角地区得以繁衍生息。在鼎盛时期，残军势力范围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有台湾面积七倍之大。

（二）无奈的撤军

缅甸政府在第一次围剿残军失利后，将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证据，捅到了联合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际上也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干涉缅甸主权的行径。

1950年6月8日中缅建交之际，中国政府曾照会缅甸政府，要求驱除国民党残军；195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国竟由台湾运送国民党匪军到泰国和缅甸北部，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扰乱活动》的文章，对“美帝国主义”和“泰国反动政府”相勾结，增援缅北的“国民党残匪”，“阴谋向我国边境乘机进行大规模的扰乱活动”加以揭露和谴责；1952年1月25日，中国再次照会缅甸政府，要求缅方于短期內将残军驱逐出境。並表示如果缅甸政府同意，中国愿意派部队协助，且保证任务完成后撤軍。

但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缅甸，出于对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有可能长期驻扎，帮助缅甸共产党发展壮大，建立红色政权的顾虑，于是拒绝了中国政府的提议。但作为主权国家，又无法接受一支外国军队在本国领土上的长期存在。因此，缅外长宇敏登（U Myint Thein）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以口头方式控诉国民党残军对缅甸的侵略。

1951年7月10日，中国和朝鲜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开始停战谈判，经过谈判桌及战场上的多轮较量后，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半岛局势逐步趋于稳定，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及确保自身的利益。显然，利用国民党残军在中国大陆西南边境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的作用逐渐弱化。于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决定丢卒保车，转而向台湾施压，迫其撤出残军，以拉拢缅甸政府。

此后，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代办卡尔洛特·兰金（Karl Lott Rankin）多次向台湾传达美国国务院对残军问题的关切。此时的美国政府认为，缅甸有倾向“民主国家阵营”的趋势，但残军滞留缅甸，已使缅甸政府不能专心征剿国内共产党活动。美国政府为恢复缅甸的安定，需要防止缅甸被共产党占领；而残军未能达成反攻云南（大陆）的目的，其活动反予缅甸及对整个东南亚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故残军滞留缅甸已引起该地区局勢的不安，美方业已决定作最大努力以求解決。

为此，美国向台湾強烈建议，将残军撤回台湾，美方予以协助撤退行动，并与泰、缅两国居间进行协调。另外，美国告知台湾，缅甸总理已向其内阁提议，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控诉。此问题如在联合国本届大会提出，美国政府将难以支持台湾。1952年5月以后，美国中情局停止了对残军的援助。
从蒋介石到李弥，对反攻大陆的想法虽有不同，但两人均不甘心放弃缅北这块陆上反攻基地。在失去美国支持与援助后，李弥遵照台湾指示，背着美国，开始实施先前制定的天案计划，与缅甸克伦族及其它少数民族进行联合，力争最大限度将残军留在缅甸。

同年8月7日，美国驻台湾使馆再传来消息，告知台湾，缅甸政府已获取台湾与残军关联的证据，缅方有向联合国提出控诉的可能，届时台湾将无法借词卸责，后果极为严重。迫于美方的压力，蒋介石令各部门，饬李弥马上停止和克伦等族的合作，而李弥则辩称，因其部队所在地政治环境复杂，对各方均须采取和谐政策，与克伦族仅属友谊往来，並未参与其政治事务。

蔣介石于8月30日批示：虽属友谊往来，亦应停止。李弥直接上书蔣介石，申述各项理由，经蒋介石同意，台湾各部门才停止催促李弥撤军。

1953年4月23日，联合国大会以56票对0票通过了台湾当局将残军撤出缅甸的决议案，由中（台湾）、美、缅、泰四国在曼谷成立“四国联合军事委员会”，以讨论如何执行撤军的行动。1953年6月初，蒋介石委托周至柔面示李弥执行“天案”，一、在策略上，允诺撤出最大数量的残军，以满足联合国决议的要求；二、对不愿撤离的部队，则准许投奔克伦族，其军装、番号和称谓需一并改变，以克伦族武装部队的名义继续驻留缅甸。


由于美国与缅甸几乎同时掌握了李弥与克伦族武装来往的证据，缅甸政府军动用武力打击克伦族武装；而李弥的“地案”，则在衔接出现了问题，从台湾运送人员、武器的船只海滇轮无法与残军派出的接应部队对接，于是只能原路折返台湾。而“四国军事委员会”中的台湾一方，也无法应对其它三国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一、军委会组成调查组到猛撒视察，二、残军必须让出猛茅、邦央、猛羊、猛勇、猛撒、猛敦六个产粮地，三、联合调查组要求核查撤退人数。

因此，蒋介石身边近臣研判后认为：由于李弥“天案”与“地案”计划均未能有效实施，且坚决不愿放弃六个产量地，面对各方的掣肘与压力，残军已丧失继续在缅境生存的基础，于是向蒋介石建议，修改先前只撤退2000人的计划，而是将残军全部撤回台湾。

自李弥奉旨回到缅北接手残军后，蒋介石身边手握实权的近臣，如行政院长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和外交部长叶公超等，内心是及其鄙视李弥的反攻大陆计划，他们认为靠着残军几千号人马反攻大陆乃为天方夜谭，也顾忌李弥获得美国人与蒋介石的支持后，野心膨胀，做大做强；同时又认为李弥是“麻烦制作者”。因为，一是残军在缅境长期的存在违反了国际法，给台湾外交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二是李弥公开宣称反攻不成，就做“缅甸王”的说法，也引起这些人的警觉与不满。于是这些人主张将这支部队全部撤回台湾。而支持李弥的人，除了蒋氏父子外则寥寥无几。

第一批撤台残军中的娃娃兵、老兵

1953年11月9日，迫于美国与联合国的共同压力，经过反复权衡后，台湾无奈开始撤退残军。由美国、台湾出资，先将撤退官兵集中于泰缅边境，然后用卡车运往泰国清莱，再雇用陈纳德的CAT民航公司，承运残军第一批人员撤台。第一九三师跟随李国辉撤到了台湾，而彭程的第九十三师却留了下来。

（三）“悲”井离乡

半个世纪后，立于时代背景下去思考，从几个层面分析一下残军第一次撤台的主要原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人民政权的合法执政者，并逐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虽然，建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发起封锁，但只要大陆不发生根本性的动乱，人民一定会选择共产党，而不会选择已被丢弃的国民党；

2、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两大阵营的冷战继续，美国需重新考虑在亚洲的自身利益与再平衡战略，于是丢卒保车之举成为必然；

3、李国辉、谭忠率领的两支中央军团级部队，原本只是从大陆败退入缅的国民党残部，在没有台湾补给的情况下，取得大其力一战的胜利，只是残军为自我的生存而战，没有掺杂任何政治性因素。此后，蒋介石、李弥从各自的角度与利益出发，不切实际，幻想靠着几千人的部队反攻大陆，实为天方夜谭；

4、中缅建交后，针对国民党残军对云南边境地区的骚扰，中国政府于1950年、1952年两次照会缅甸政府，要求缅甸政府驱逐国民党残军，并表示中国军队可协助进行驱逐，使缅方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5、蒋介石一直怀揣着反攻大陆的幻想，将国民党残军长期置于中缅边境地区，虽然对缅军两战皆胜，但由此产生巨大的国际负面效应，从地区局部冲突逐步演变为国际性事件，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筹码之一；从而使国际社会对台湾当局违反国际法，国民党残军长期滞留于缅甸形成一致的谴责。

再来分析一下残军自身层面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无论是李弥、柳元麟，还是李国辉、谭忠，都必须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但实际上还有这样几个原因：
——从抗战到内战，连年的战事让官兵们身心俱疲，官兵们的年龄越来越大，都盼望着早日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第二七八团与第七零九团官兵多来自两广（广西、广东），中原（河南）及江浙（浙江、江苏）地区，他们不像云南籍官兵，内心中期盼着有一天跨过边境就可以回到家乡。3年的时间反攻无果，于是很多官兵愿意去往台湾；
——根据军中规定，军官可以娶妻结婚，而士兵是不准结婚的。残军进入缅北的3年中，很多士兵偷偷地娶了当地的女子，长官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了家室，让残军官兵顾虑更多一些；
——李国辉的太太在小猛棒生下了李国辉的第一个儿子。李弥到达缅北后，李国辉赴台湾学习受训了半年，期间因儿子生病，来自老家农村的媳妇，带儿子到曼谷看病，语言不通，食宿条件差，吃了不少的苦；
——《中国，曾参加一场最秘密战争》一书中所述，谭忠的妻子在1949年已前往台湾；

覃怡辉的《金三角国军血泪史》中谈到第一批残军撤台时，有这样一段话：“滇缅边境部队应限其自2月1日起开始运输，在一个月内撤退完毕。如再荒废时日，逾期不办，即以违抗命令论处，政府不再予以理会。并应谕知该部队继续撤退，决不能附有条件。

不但如此，蒋总统还再派李文彬前往边区去劝导、监军，然后部队才渐次驯服、就范；但是所有在猛撒以外的部队，还是心存观望，没有行动。最后，还是柳元麟以各种手段，说服了驻扎于猛撒的李国辉（其中有一说是承诺李回台还可以继续当军长，另一说则是回台后可以继续当师长），由李国辉和彭程两人联名致电周至柔，表示愿意服从总统和总长的命令，率先带领国军部队撤台，第一面骨牌才终于倒了。由于正牌的国军部队都要撤走了，其他新成立的杂牌军部队，其信心也就为之动摇和崩溃，所以也都纷纷表示愿意撤台。以致到最后，不但部队能够开始撤退了，而且第二梯次和第三梯次的撤退总人数竟达到了4000多人。”

李国辉、谭忠都是带兵之人，当然会顾及底层官兵的想法。李国辉作为金三角残军创始人之一，两败缅军的英雄，是众多反对撤军人士，如丁作韶、李先庚等人说服的对象。从李国辉到了台湾后，未去履任新职，而是利用各种关系跑官要官上分析，在残军第一次撤台过程中，相比于谭忠而言，他本人确实夹杂着不少私念。虽然俩人撤台后的命运同样悲悯，而李国辉的命运则需加上“更”字。

第一批撤台残军由缅镜，集中于缅泰边境的大其力，分队、分批通过缅泰边境界河新筑的木制筏桥后，步行进入泰国，再从泰国北部南邦机场直飞台北的松山机场。


蒋经国在台北桃园机场迎接第一批撤台残军官兵

四九

狗毛毛 发表于 2021-5-6 14:41
更新后的几篇还没来得及追看

前面内容还是较为枯燥，
后面会加一些几次去泰国美斯乐的照片。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6 13:05
不客气！贴图我倒仔细看看文字了

四九

台湾桃园县忠贞新村是残军撤台后的主要安置处之一  图片：台湾阿美米干

台湾桃园县忠贞市场国旗屋的主人，残军第二代张老旺。

位于台湾桃园市平镇区与中坜区之间忠贞新村市场内的云南米干面店，由残军张健生之子张老旺所开。他9岁就跟着父亲转战于缅北。每次残军被打散后，他的母亲将一面缝制的“国旗”插在山坡上，让所有官兵看见“国旗”能够归队。1953年张健生随第一次撤台官兵落脚桃园龙冈忠贞新村。父亲去世后，张老旺从父亲遗物中发现了那面布满血渍的“国旗”，于是从1990年代中期，与来自台湾各地残军后代及民众，自发组织每年双十节的升旗典礼。


忠贞市场内的云南小吃店

忠贞市场内经营甩饼的残军第三代

至1954年5月9日止，共有李国辉、谭忠等官兵，又家眷妇孺及其他人员，共计6500多人撤台。虽然，台湾对外宣传残军已全部撤往台湾，但仍然有第三、五军、第九十三师部分及小股部队留了下来。台湾暗中仍每月补给未返台残军25万泰铢经费，并授予留在缅北残军为“云南人民**志愿军”的称号，以示残军为非国民党政府正规部队。

到了1961年，第二批撤台残军官兵中，有数千名非第三、第五军云南籍官兵及家眷到了台湾，散布于台湾桃园忠贞新村、龙城干城五村和高雄、屏东及清境三个农场。从此，这些云南籍官兵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到大陆，回到过家乡云南。

四九

五、柳元麟时期
（1954—1961）

蔡慧霖在《云南境外国民党残部始末》一文所述：“1950年4月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第六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和李弥妻子龙慧娱、副官处处长何永年、师长李彬甫、团长甫景云等20余人，从畹町外逃”。
台湾史料记述：卢汉起义时，张群、李弥、余程万、柳元麟等人被扣留。国民党第八、第二十六军围困昆明，随即李弥、余程万被释放，柳元麟则趁机脱逃。他伪装成商人，沿着滇缅公路一直向南直达中缅边境，较之李国辉、谭忠部队晚些时候进入缅境，此后辗转至仰光。

1950年4月13日，柳元麟自仰光飞曼谷与李弥相会。此后，李弥任命他的老搭档柳元麟为“云南人民**救国军”副总指挥，驻曼谷办事处的代表。

（一）政客军人

缅北时期的柳元麟

柳元麟（1907年—1997年），黄埔四期生，浙江慈溪人，是残军担任总指挥职务时间最久的一位。从1951年任李弥时期残军副总指挥，直到1961年初，率第二批残军官兵撤台，柳元麟前后在缅北残军担任（副）总指挥近10年。

柳元麟毕业于黄埔四期步兵科，分配至广州工人纠察队任队副、财政部保卫团十五连连长，1927年在汕头第一补充团任连长，1928年进入第一军改编的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师补充团，后在上海以“勾结共产党”罪名判处二年半徒刑。柳元麟虽曾有进入第一军参加北伐的经历，但从1932年开始到1948年，柳元麟一直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侍卫，最后官至总统府少将副侍卫长。1948年经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李弥三度保举，1949年1月20日，柳元麟被任命为第八军副军长。李弥之所以大力保荐柳元麟，是因为李弥虽为黄埔系，但不是浙江人，需要身边有一位通天（蒋介石）之人。

作为蒋介石浙江小同乡，长期呆在蒋介石身边，与各种善于权术的官僚打交道，他已逐渐蜕变为一个政客式军人。在缅北的近10年中，他与残军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失和内斗，对应了“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
1953年9月柳元麟随第一批残军撤台，1954年5月柳元麟被重新派回缅北接替李弥指挥留下的残军，并晋升中将军衔。10月柳元麟重新汇集各路人马，成立了“云南人民**志愿军”，辖第三、五军及其它小股部队共约4500人。

李弥作为残军，尤其是云南籍官兵的主心骨，在他离开缅北后，残军内部派系林立，各怀打算，柳元麟面临“政令不通，执行不力”的尴尬，残军内讧不断。

恰逢此时缅甸政府正集中精力对付本国的反政府武装，根本无暇顾及残军，使得柳元麟得以全力整肃内部。他先是打压自恃有保密局为后台的第一军军长吕维英*，将其手下副军长吴伯介、团长吕汉三、陈就、梁少卿等中高级军官逮捕关押，接着替换第二军军长甫景云*，由他从台湾带来的吴祖伯接任军长，而后又排挤第五军军长段希文，断掉了第五军的军饷与武器供应。

吕维英，别名“吕人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七期生，祖籍云南。原第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副师长，滇南战役时因师长石补天被扣，升任师长，后去往台湾；1950年以保密局人员的身份，与李弥等人先后自台湾经泰国进入缅北，担任残军第一军军长。由于受到柳元麟的排挤，1961年残军第二次撤台，吕维英从第一军中拉出原九十三师未撤台的300多人，加之第二、四军不撤台官兵500多人，在老挝充当雇佣军。后被老挝政府军围剿，被迫交出兵权，定居泰国最北部小镇湄赛。1974年经留在大陆2个女儿的劝导，在大陆有关部门和边防部队的周密安排下，吕维英从泰国回到了昆明定居。

甫景云，云南保山人，原国民党第九军一七零师任团长、师长，柳元麟时期任残军第二军军长。

1953年2月，国民党七全大会后，推行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台湾指示李弥在残军总部猛撒成立了“云南省特派员办事处”（简称‘云南处’）。云南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特工人员潜入大陆，替残军做前期的联络、组织、宣传、策反、情报、行动等工作。国民党中央第二组（简称‘中二组’）任命李弥为云南特派员，任命曾参加过远征军的李先庚为书记长。到了年底，残军开始第一次撤台，李弥被台湾召回，而书记长李先庚因坚持主张“不撤台”，而与柳元麟爆发了冲突。

关于残军撤与不撤之争，很多人是主张不撤的，如蒋经国、李弥、丁作韶、李先庚等。不撤的原因简单明了，就是不愿放弃这块前沿基地；但撤与不撤要取决于蒋介石，而最终是由美国人来定夺的。

实则上柳元麟重新回到缅北担任总指挥，一是摒弃了李弥时期与大陆开展正面作战的战略，改以渗透式游击战为准，所以他不需要身边再有一支战术相近的党务部队（更何况李先庚尚未建立起自己的部队，只是一个依附残军而生存的光杆书记长）；二是柳元麟要坚决执行蒋介石撤军的命令，不能容忍与自己想法相悖之人，就是国民党中二组派来的，老资格的李先庚也不行。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为巩固政权，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从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再到后期的反右、大跃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会被国际社会，包括台湾的蒋介石所关注；而每次运动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会使蒋介石产生误判。

1958年3月，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随着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云南边境地区各县份有些人越过边境投靠残军。蒋介石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反攻大陆的希望。1958年4月，台湾指示柳元麟准备突袭云南景洪、澜沧地区，希望借机能引发当地暴动，定名为“安西计划”。1959年初，再推出“兴华计划”，试图将金三角打造成为“陆上第一反攻基地”，并从台湾运送干部和特种部队1271人。

台湾指示柳元麟，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暴乱，并允诺增加经费和补给供应，以巩固扩充其实力。到了上世纪60年代，在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云南各地出现的饥荒，也导致部分民众逃到缅甸加入残军。

（二）安西计划与金门炮战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1958年的夏季，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8月23日，这是在国共两党进行武装斗争31年后，对海峡两岸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在福建前线和金门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金门炮战”，也称“八二三炮战”（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

当日下午5时30分，解放军炮兵使用152加榴炮、155榴弹炮、122榴弹炮以及130海岸炮等，总计各型400多门大口径火炮，猛烈炮击距福建厦门市约10公里，面积约132平方公里的金门岛。解放军在两个小时内对金门岛发射炮弹达4万余发，总发射炮弹近6万余发，重点集中在金门岛守军的指挥所、观测所、交通中心、要点工事及炮兵阵地。由于当时正值金门岛守军的晚餐时间，突发而至，暴风骤雨般的炮火造成金门岛守军死伤500余人，金门防卫司令部三位副司令中的两位，赵家骧、章杰当场死亡，另一位吉星文*重伤，后因伤重不治身亡。参谋长刘明奎与在金门视察的台湾当局国防部部长俞大维均负伤，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则毫发无损。炮战过后，美国为台湾撑腰，国务卿杜勒斯向大陆发出警告：（解放军）如图谋夺取金门、马祖，美将视为解放军威胁和平。

八二三炮战后，蒋经国视察金门，观看美国援助的203毫米口径的M55自行炮。

第二天，解放军持续对金门岛守军在金门的滩头阵地、料罗湾码头、金门尚义军用机场及炮兵阵地集中火力攻击，金门岛守军对解放军炮兵阵地展开反击。而后解放军炮火稍有减少，直至9月7日－18日再恢复攻势。解放军的主要目标指向水头码头，意欲阻止台湾当局的海空运补工作，以达到封锁金门的目的。

1958年10月28日，美国情报部门在炮战开打后两个月后给出研判要点：解放军并无夺取得金门诸岛之目的。解放军炮轰金门，主要是突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防止出现两个中国（如东西德和朝鲜半岛的分裂）；分化美台，打击台湾当局民心士气。

从1949年至今，海峡两岸共发生六次“台海危机”。前四次危机，均为国共两党之间，不同主义与信仰之争的延续；而后两次，则是大陆为保祖宗基业与领土完整。但每一次危机都不是孤立的，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趋势，蒋介石本人反攻大陆的幻想，尤其是美国的操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门炮战的意义在于：通过金门炮战，解放军向全世界彰显了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绝不允许美国及台湾当局将她分裂出去。台湾如此，新疆、西藏，也包括云南同样如此。

吉星文（1908年-1958年），河南扶沟人，祖籍陕西韩城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高教班五期生，民族抗日英雄吉鸿昌之族侄。1922年吉星文随族叔吉鸿昌参加了西北军，从基层升至营长；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因功升任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的宛平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指挥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此后吉星文始终战斗在抗日前线，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改任第七十七师三十七旅长；1949年赴台；1955年任澎湖防卫副司令；1958年晋升中将军衔，任金门防卫副司令；同年8月23日于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伤重不治而身亡。


吉星文与蒋介石

在1958年海峡两岸国共双方进行武力角逐的时候（第三次台海危机），缅北的柳元麟为执行安西计划将突击人员进行培训，但培训班到了3月17日才开训，所以行动的时间就顺延到7月以后。7月28日整队出发，因行军耗时一个月，突击部队于8月底才抵达中缅边境，並于9月1日才发动突袭。由于时间上的巧合，安西计划正好发生于8月23日金门炮战之后，好像是专门为响应金门的炮战而策划的行动，其实两者之间没有连带关系，只不过是两个“孤立”的事件。

安西计划，是柳元麟担任残军总指挥期间，执行台湾针对大陆而进行的最大一次突击行动。相对于金门炮战而言，它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


1958年7月28日，柳元麟校阅执行“安西计划”的部队。


1958年7月28日，执行“安西计划”的部队出发前接受柳元麟校阅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6 15:32
条理清晰啊，要我这些人都得乱套

麻烦霓裳，有时间来大理，我请你吃米线。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7 16:54
最爱吃了，汽锅鸡我也喜欢

没问题，两项管够。
云南米线不同地区做法不同，
可以从大理的巍山扒肉饵丝开始。。。

四九

凶猛老狐狸 发表于 2021-5-7 20:45
攻击松山之战，第八军的军长是何大少，何绍周，松山一战把何大少的万丈雄心打没了，第八军也再也没有什么出 ...

原本想贴张何绍周陪同卫立煌在松山战役的图片，
鼓秋半天也不成。

金三角残军的创始人李国辉来自第8军荣誉一师，尚有第8军的艮劲。
只是后来家眷随军后，各种问题混杂其中，到台湾后又吃了官司，落寞了后半生。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7 17:33
在云南去的据说最正轨的传统店吃的，还好吧

对本地与游客标准不一样。

四九

岳峻 发表于 2021-5-8 07:48
一项浩大的有意义的工程。

楼上所有朋友，周末愉快！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8 12:30
发我有空给你贴上

麻烦了，贴在给狐狸的回帖。

四九

（三）战略上的转变

1960年春，大陆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台湾指示柳元麟加紧窜扰云南的准备，台湾向缅北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培训了2000 余名作战骨干。到1961年残军第二次撤台前，柳元麟时期的残军兵力再次达到一个高峰，共有官兵近万人，下辖五个军：第一军军部位于孟瓦，军长吴运暖；第二军军部位于索永，军长吴祖柏；第三军军部位于莱东，军长李文焕；第四军军部位于孟马，军长张伟成；第五军军部位于猛隆，军长段希文；以及西盟军区和孟白了守备区。各军下辖有二至三个师，师所辖各团兵力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或上千人不等，各类军官多于士兵。

靠近中缅边境的为第一、四军，遵照柳元麟制定的战略方针：与解放军接触时保存实力，避免决战，以窜扰、潜入为攻，以避战、逃跑为防；与缅方既敌对又共处，以求长期生存。

上世纪50中期，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继续将冷战重点放在欧洲，直至越南战争的开始。1958年4月和7月，中苏两党因“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问题，双方意识形态上的积怨已久，造成两党关系公开决裂。1960年美国扶持的南越总统吴廷艳的政府，因贪污腐化民心丧尽，无力阻止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斗争，美国肯尼迪政府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中苏两国采取分别支持与援助越南共产党。以美苏中为首，意识形态角逐的主要战场放在了越南。在两大阵营角逐的大背景下，此时期的台湾地位形同鸡肋，柳元麟时期的残军更是如此。

在《金三角国军血泪史》一书中，作者覃怡辉对柳元麟有十分恰当的总结：“柳元麟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去领导这支复杂的游击部队，于是他只好利用部队间的矛盾而采取分化和拉拢的手段，以強化、巩固其个人的领导权威。例如，他把段希文五军下的三个师，抽出其中的两个师来成立新的第三军，把呂人豪（吕维英）一军的三个师抽出一个师成立新的第四军，最后他籍故革除了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军长；而五军军长段希文因防范比较严密，虽能侥幸逃脱了被革职的命运，但却被柳元麟无故扣除了军饷和武器，痛苦更加深重。柳元麟可以把一个本来**士气昂揚的**游击部队，领导成为一个因內斗不断、內伤累累、无法团结、不堪一击的部队。这当然也是国府上层用人唯亲，未能用人唯才的结果，最后终于沦为走向失败的下场。”
抛开柳元麟个人的德行与能力，着眼于当时国际大背景做一个分析，则应该更为客观。

上世纪50-60年代，大陆已实施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经济实力与军力快速增长；李弥两次反攻云南的行动均告失败，蒋介石在中缅边境建立陆上反攻基地，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综合以上因素，柳元麟做出的战略调整其实并无太多不妥，应该只是蒋介石本人不满意而已。

1961年3月、4月间，在残军遭受了解放军的两次跨境打击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担心中国政府以打击残军为由，长期派军驻扎缅甸，从而使共产主义势力在南亚兴起，影响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于是美国联合其它国家，施压于台湾。在国际社会的重压之下，台湾决定第二次将残军撤台。柳元麟及官兵4000余人陆续撤离缅北，“柳元麟时期”宣告结束。

六、中国边防部队两次跨境打击残军
（1960年底-1961年初）

缅军对国民党残军两次作战的失败，使缅甸政府对残军在缅镜的存在，着实心有余而力不足。1957年开始，缅甸政府与军方终于放下各种担忧，多次主动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中国派遣军队进入缅镜对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残军进行直接打击，缅方则给予大力协助。

1960年初，位于孟白了基地的机场竣工。1960年2月17日，来自台湾的第一架运输机为残军运来补给。当时，反对修建机场的柳元麟部参谋处长梁震行就曾预言：“当机场修成的時候，就是我们倒楣的开始。”
由于修建机场缺乏工程机械设备，于是动用了大批残军官兵人工修筑。如此浩大的工程，必然会引起缅甸政府与中国大陆的注意。参谋处长梁震行的预判与讲出的实话，被蒋经国的亲信，派往柳元麟部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徐汝楫少将听到后，竟将其定为“共谍”，虽经查无实据未获罪入狱，但回台后，军衔由少将核降为上校。可见，当时由台湾辐射到缅北的“白色恐怖”*现象也是相当的严重。

“白色恐怖”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形容专制社会执政者迫害政治异见人士而导致的社会不安氛围。

1960年4月末，周恩来总理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国事访问，在前往柬埔寨、越南之前，他和陈毅副总理在昆明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详细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情况。大陆高层领导如此高度关注中缅边境局势及国民党残军情况，是因为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期间，缅甸国会刚刚批准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关于两国边境问题的协定，并依此协定两国将共同勘界，而勘界过程中有可能会遭到国民党残军的骚扰。

在1959年5月4日，毛泽东就曾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文件上作了批示：“应引起警惕，派得力人员去调查并研究对策，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具体落实。”中央和军委对盘踞缅泰老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更加关注。
中国和缅甸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历史上两国边境贸易往来，边民通婚现象十分普遍，中缅两国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两国边防部队因大雾天气而发生误击，史称“黄果同事件”。事件发生后，缅甸的极右报刊歪曲事实，攻击中国军队侵入缅甸，并且把两国正在协商中的边界问题全部公开。与此同时，美国借黄果同事件大做文章，极力渲染中国对外进行扩张，并且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安定与和平。

黄果园事件的发生，促使中缅双方进一步加快边界的勘察工作。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据中缅边界问题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为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谈判首席顾问是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缅方由缅甸政府军副总参谋长昂季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任首席顾问。中缅双方在谈到勘界警卫问题时，姚仲明大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缅方表示：国民党残军盘踞金三角地区，不时骚扰中缅边境及中缅边民，还有可能破坏中缅联合勘界行动。为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必须对国民党残部给予必要的打击。

缅方代表听了姚仲明大使这番话，对中国政府感激涕零。几年前请求中国军队进入缅镜，双方共同打击残军的等待，终于有了回音。双方一致认为，中缅应尽快携手打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以绝后患。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受部长王尚荣指派前往昆明，与丁荣昌副司令员一起，同缅军代表举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会议，并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协议。协议规定：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中方部队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纵深20公里；清剿国民党残军的行动，双方应在同一时间进行，行动时间暂定于1960年11月22日左右。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2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越境作战行动。行动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坐镇昆明指挥。作战目标和目的很明确，清剿越闹越欢的残军，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

昆明军区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残军的16个据点。中央军委对于解放军出境作战，在国际上及东南亚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有所担忧。于是对参战部队的要求十分明确，将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泽东做了专门的批示，且用词十分严厉：“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同时，国防部部长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先围而后歼。”

作战方案中，解放军确定了重点打击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残军的据点，并有针对性地拟订了捕获残军六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战斗定于11月22日打响。然而20日，中方发现红线南侧的缅军兵力过于单薄，难于履行堵截残军，配合解放军作战的任务，中方及时转告了缅方。但是缅军的运筹与应变能力与解放军相差着好几个层面，统一作战中双方的行动步调，从开始就不太协调。

21日晚21点30分，解放军22支突击队迅速向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残军的师级军官有五名在红线附近，而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坐镇昆明前线指挥部的秦基伟发出新的命令：“战斗打响后，如敌逃跑，命令部队马不停蹄，跟踪追击!”  

（一）第一跨境打击

按预定计划，战斗应在22日凌晨6点30分打响。然而，这次对解放军来说十分陌生的山地丛林战，首先因为受地形影响，各突击队无法在预定的时间到达攻击地点，突击行动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出击的16个据点，最早的4点50分就开始了，最晚的7点50分才交火；其次由于解放军越境出击实出残军的意外，残军并未设防与警戒，16个出击点，拿下了14个点，只有2个点扑空。

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残军第一军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5点40分曼俄乃攻坚战打响，虽然解放军对据点攻击扑空，但在追击中击毙了残军第四军五师师长李泰，但同时解放军的伤亡也较大。
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退，很快都退离到红线区域以外。由于在红线内作战的命令被规定得很死，参战部队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总指挥秦基伟得到前方战报后，一边命令突击队在红线内清剿残军，巩固战果，一边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同意部队越过红线追击残军第四军主力。但中央军委的态度非常坚决，于是攻击不得不在红线处终止。

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跨境作战的解放军严守了“四不”要求，缴获的武装弹药、金银财宝和大批鸦片、海洛因等毒品都交给缅甸方面处理。这些实际行动，更增加了缅方对中方的信任。  

（二）第二次跨境打击

缅甸军队对残军的行动（湄公河战役）,未能按照与解放军拟定的时间与方案进行。1961年初，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0000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柳元麟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将缅军诱入王南昆狭窄低洼地带进行伏击，以此瓦解缅军的进攻，并寻机歼灭缅军有生力量。残军先佯装节节败退，来迷惑缅军，诱使缅军一步步落入其圈套。几天后，缅军果然入套，被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缅军的远程大炮与飞机难以施展威力，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缅方紧急向中国政府恳求：请解放军越过红线，协助缅军作战。

当时，中央军委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而且在短期内，中国军队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1961年中国正处在中苏关系交恶，以及经济困难的重重困厄之中，难以满足缅方的请求。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解放军前线指挥郝，请求解放军迅速出兵越过红线，攻击残军几大据点，以解救王南昆、芒林地区被困的缅军。经中央研究决定再次出兵缅甸，跨境打击国民党残军。

总参再次强调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定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百姓；一定不要越过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上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国民党残军的可以打。   
解放军第二次跨境打击不如第一次顺利。主要原因在于部队对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极容易迷失方位；热带原始森林阻碍了参战部队的奔袭速度；战前无法进行充分地侦查，缅军也无法提供可靠情报来源。而残军则正相反，经受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后，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就撤，在撤退中逐步抵抗，以抵抗掩护撤退的策略；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以保存实力。因此，当残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便主动放弃了对王南昆、芒林缅军的围困，仓促渡过湄公河，退入了老挝境内。

自1961年1月25日开始，至1961年2月9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国内，解放军以四个团的兵力开始隐蔽行动，沿着300公里正面向纵深100公里的缅甸东北角地区分路疾进。第二次跨境打击，解放军摧毁了残军在江拉、孟百了的总部。中缅军队缴获了柳元麟扣发给第五军段希文部，未及转移走的大量美制武器及物资，于是缅甸政府以此控告美台资助残军，美国政府反过来又压迫台湾。1961年2月19日、22日，肯尼迪授权美国政府，两次照会台湾，言辞强烈地要求台湾必须撤回残军，否则后果十分严重。

解放军前后两次出国作战，击毙残军师长两名、活捉副师长一名、共歼残军740人，摧毁了残军在缅北经营了10多年的据点，协助缅方收回了拥有30多万人口、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次跨国界军事行动保障了中缅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为稳定中缅边境扫清了障碍。

四九

狗毛毛 发表于 2021-5-8 23:45
那个自己做很简单

自己做，配料齐，可能更好吃。

四九

老贾 发表于 2021-5-10 15:09
中缅现在还存在边境问题吗

自1962年勘界后，官方层面已不存在边境未定问题。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10 20:23
你会做饭

不仅会做，而且还有几个拿手菜。

四九

（三）祖宗基业，誓死必保

距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跨境作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基于时代背景下，客观回顾“中缅勘界”与“勘界警卫作战”，以往鉴来，有几点是值得所有国人深思的：

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南地区局势尚未安定，共产党不仅面临肃清大陆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任务，而且还要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保障民生；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冷战思维，对新中国实施包围封锁的战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亟待解决来自各方的压力；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对英帝国主义与清政府、民国政府签订的有关中缅边境条约中侵占的中国大片领土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方针。然而，出于国内外局势及战略上的考虑，中国需要尽可能多的争取与保持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1960年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中国政府从缅甸手中收回片马、古浪、岗房、班洪、班老部落地区，将猛卯三角地（南坎）划给了缅甸。这样，将近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便沦入到了缅甸手中。而作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一粒棋子，残军秉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旨意，对边境地区不断的骚扰，也成为中缅两国加快签订边境条约的助推剂。从当时国际环境下考虑，中国领导人做出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正是有了巴基斯坦、缅甸两个封锁链上的“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实施战确包围的企图最终归于失败；

三、李弥带着蒋介石“择佳机，图反攻”的指示来到缅北，根据回避国际法的需要，其所制定，将残军拉至野人山、江心坡等真正滇缅未定界地区的战略计划，最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客观地讲，如果蒋氏父子能具有民族及领土意识，审时度势地调整反攻大陆的政策，支持李弥将残军拉至缅北野人山、江心坡等地区，那么这些未定界地区的管理权（施政权），就不会丢失。这块大于台湾面积7倍的土地有可能就会延续保留至今。可见，蒋氏父子一是缺乏“祖宗基业，誓死必保”的认知高度，二是受制与臣服美国的程度非同一般。外蒙古的丢失*，并未使蒋介石引以为戒。

四、广袤的中华大地是先辈用血汗与生命换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孕育着各种丰富的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保障，而经济发展又是国富民强的重要基础；在领土问题上，任何主义与信仰，任何党派与个人，都应该以捍卫祖先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为已责，将民族与国家的利益视为至上。决不能因兄弟阋墙而丢失祖宗基业。

1945年，在二战接近尾声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站在各自利益上，均表示同意斯大林的要求。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牺牲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以换取苏联尽快对日宣战。1946年1月5日，蒋介石为换取斯大林“不援助中共”为条件，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1949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建交。退败台湾的蒋介石以苏联没有遵守“不援助共产党”等条款为由，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将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版图。1953年在国民党七大上，蒋介石曾就承认外蒙独立做出检讨：“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1961年7月11日，在台湾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年届古稀之年（74岁）的蒋介石，准备启动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他不无伤感地说：“过去在台（湾）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但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坚决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认为台湾反攻大陆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丧失这块“不沉的航空母舰”。

自1965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爆发的“八六海战”*始，经过数次海上较量，国民党海军受到解放军海军的重创，海上优势荡然无存。至上世纪60年代末期，耄耋之年的蒋介石已无反攻大陆的信心和勇气，开始逐步放弃“自力主动反攻”战略，开始调整为“攻守兼备”、“待机**”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光计划也开始慢慢淡出蒋介石的视线。

1965年8月6日，解放军南海舰队鱼雷快艇11艘、高速护卫艇4艘组成突击编队，将企图输送特工人员在闽南地区登陆，进行袭扰破坏活动的国民党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击沉于东山岛东南海域。剑门号中校舰长王蕴山、中校参谋长黄致君以下34名人员被俘。此次海战被称为“八六海战”。

四九

七、三驾马车时期
（1964-1974年）

（一）光武部队

残军第二次撤台后，台湾为保住金三角地区的根据地，弃用了以云南籍官兵为主，不受台湾待见的第三、五军非嫡系部队，而是在原来的情报局1920区和党务系统中二组云南处下分别成立各自的部队，形成了第三五军、情报、党部三足鼎立的“三驾马车”（台湾称：三头马车）的局面。两年后（1963年），国际上风声稍减，蒋氏父子再次想利用留在缅北的部队，也包括第三、五军反功云南（大陆）。

1965年1月，蒋经国出任台湾“国防部长”，将党政军以及情报系统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指示情报局长叶翔之成立“光武部队”，由情报局在台湾培训军职干部，再前往泰缅一带召募华侨青年学生及当地少数民族人员约3000人，训练组织成4个武装大队，分别配属于缅甸、老挝境内的四个情报工作站区，总指挥部则设在泰国境内清迈马亢山的格致湾。1969年由于受到各方掣肘，不擅长军事活动的中二组云南处，将其武装突击大队移交给情报局，于是结束了“三驾马车”的局面。

第二次撤台时，除了第三、五军，还有两支未撤的部队，一支番号为西盟军区，以华侨学生与彪悍的佤族青年为主，人数300多人的部队，领导人是马俊国，情报局授予他们“滇西行动总队”的番号，光武部队成立后，“滇西行动总队”即成为其四个大队中的第三大队；另一支是曾诚领导的第二十五师，因这支部队当时在协助老挝政府剿共，来不及撤台，于是被授予“滇南行动大队”，两支部队转隶于情报局，留在了金三角。后来曾诚的部队遭遇到缅共的打击而溃不成军。

（二）乏善可陈

纵观金三角残军的各个时期，后李弥、柳元麟时期的光武部队乏善可陈。如果说，李弥、柳元麟时期的残军对缅军两战全胜，还对得起“第九十三师”的称号，那么到了光武部队时期，已是一代不如一代。当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对大陆进行渗透、情报、暗杀、策反为主的一支游击部队。

光武部队从组建伊始即采取秘密作业方式，算是汲取了前两次撤军的经验。台湾当局对外也不承认有此军事组织的存在，但私底下为了尽快完成部队组建，获得具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与军事上的优势，光武部队召募士兵的待遇比其它当地武装仅几十泰铢的月薪高出数十倍，在装备上也高出其它武装好几个层面，包括75山炮、40榴弹发射器、特种作战型Ｍ18步枪、Ｍ1冲锋步枪及90式手枪等适合山区游击作战的最先进武器；与老挝右派军方及老挝北部的瑶族发展协助关系，建立了运输补给线，因此很快就发展成为金三角地区最强大的武装游击部队。

1966年5月，大陆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国内各行各业逐渐陷于混乱状态。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到了。但是光武部队在这个时期对大陆所进行的情报、策反，也包括暗杀活动，在国际、国内造成的影响，所起到的作用寥寥。

《中国，曾参加一场最秘密战争》一书中所述：从1962年至1966年，残军与光武部队共计对云南骚扰八次，每次都几乎被全歼。自最后一次被全歼后，再未入境骚扰过。

上世纪60年代的金三角已形成各种地方与贩毒武装，以及外来势力对峙的混乱局面，包括知名的毒枭罗兴汉、坤沙、艾小石、屈鸿斋等部在内的贩毒武装，有大小不少于10个以上的独立军事派别；再加上缅甸政府军、缅甸SSA学生派部队及亲大陆的缅甸共产党军队，光武部队成立后与各武装派别冲突不断，部队伤亡极为惨重。

1973年3月及5月，光武部队与缅甸政府军进行了两次莱吉山战役，算是重现了当年第九十三师的血性与风骨。当时光武部队第一大队500名官兵，靠着顽强的战斗意志与灵活的战术，抵抗在飞机、坦克支援下，缅军2个师的轮番进攻，第一大队坚守阵地不退，造成缅军近300人的惨重伤亡，迫使缅军不得不停战。这场战斗不仅被缅甸侨报以“国民党武装部队扬威异域”为题报导过，而且也使光武部队在金三角众多武装势力中得以立足。

（三）光武部队与毒枭们的关系

史学研究的根本，在于探索真相。
谈及光武部队的时期，有个问题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那就是光武部队与金三角毒品与毒枭们的关系。原台湾情报局中将副局长翁衍庆，在西盟军区独立教导团团长尹载福的回忆录《异域英雄》序中写道：西盟军区马俊国部曾克扣官兵军饷，计划用于贩毒，为此造成反对贩毒的尹载福最终脱离了西盟军区。

台湾出于政治、军事层面的考虑，为了联合当地的**势力，与罗兴汉、坤沙等贩毒武装采取战略结盟的关系。这种结盟的关系，实际上已起到协助贩毒集团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金三角半数以上的毒品流入美国，越战中的美军士兵，近30%的官兵吸食大麻与海洛因，于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度不满，拉上联合国再度频频向台湾施压。

《上瘾军队的神话：越南和现代毒品战争》的作者、美国塔尔萨大学的历史教授杰里米·库兹马罗夫（Jeremy Kuzmarov）认为，美军在越南广泛使用毒品有多种原因：“部分是因为有反战情绪，士气崩溃；部分是因为毒品的供应充足。”

1974年已升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下达了第三次撤军的“华山计划”。光武部队所有的官兵一律发给半年的遣散费后就地解散，残军在滇缅边区前后长达24年的反攻前哨战画上句点。而光武部队的资料，先受台湾《国家档案法》（1999年前），后受当局“宁严勿宽”的限制，也被列入机密档案而尘封。

（四）蒋家政权的崩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五军已断绝了与台湾的关系，定居泰北，并在泰国政府及台湾民间团体的帮助下，开始了逐步的转型。一件跨国命案的发生，促成了台湾蒋氏父子政权的崩塌。从此，台湾开启了从威权时代朝民主时代的过渡。

刘宜良（1932年－1984年），祖籍江苏靖江。台北政工干部学校（今政治作战学院）肄业、美利坚大学政治学硕士。曾从军，做过记者，当过作家，笔名“江南”，“刘江南”，后加入美国籍。1984年10月15日，遭暗杀身亡，酿成轰动一时的国际事件。

1984年10月15日，台湾黑道人物，竹联帮大佬陈启礼，受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派遣，前往美国刺杀《蒋经国传》的作者，华裔美籍作家江南（刘宜良*）。

江南案发生后，引起美国政府对台湾蒋经国政权的极大不满，强硬地要求台湾追查并交出凶手。11月12日，蒋经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先是下令执行一清专案的扫黑行动，逮捕参与江南案的陈启礼、吴敦；1985年1月10日，又下令逮捕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将情报局的业务与国防部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外组织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并且由陆军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1986年6月18日，蒋经国分别任命蒋纬国和汪道渊担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以及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

汪希苓（1929年-），生于浙江杭州，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国民党海军。1945年赴美国接受海军一年半训练，曾任蒋介石上校海军武官侍卫官；1965年担任驻意大利副武官；1972年出任驻美国副武官；1974年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1979年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顾问，负责北美地区情报资料收集工作；1980年回台任国防部情报局少将副局长；1983年以海军少将衔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因涉入江南案，在美国的施压下，被判处无期徒刑。1991年1月21日，经两次减刑后获假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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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虎门（1940-），祖籍辽宁省辽阳市。高中毕业后进入高雄水产学校学习，毕业后到远洋渔船工作，后进入国防部情报局，成为情报局第二批派往光武部队的中尉情报员，在金三角地区工作了3年。1984年担任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主持参与了江南案；入狱2年6个月后重回情报局任第四处副处长；1993年晋升少将军衔；2000年退休后在泰国清迈从事餐饮业。

1985年3月1日，陈启礼“发小”张安乐*（绰号白狼），为防止台湾情报局杀人灭口，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与情报局通话录音带的匿名人士，出席美国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时，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而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坚称江南之死必然与蒋经国有关。

张安乐（1948年-），祖籍山西省洪洞县，出生于南京，1949年到台湾。台湾师大附中毕业、淡江文理学院（现淡江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内华达大学会计学士与资讯管理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运筹学硕士肄业，台湾竹联帮“狼”字辈元老，绰号“白狼”，曾担任竹联帮“总护法”。因涉及江南案”名噪一时，后因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遭到检方通缉潜逃海外。1996年后避居大陆投资设厂，成立韬略集团创始人，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安全帽制造商。其安全帽销量，占全球市场的45%以上。2005年创立“中华统一促进党”，担任总裁，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2000年退休后的陈虎门，在面对新闻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亲手将‘执行制裁行动’的完整计划书，当面交给汪希苓局长与汪道渊秘书长。至于他们有没有再向上呈报给蒋经国总统，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该做的都做了，绝对不是瞒着上面，自做主张的鲁莽行动。”

江南案爆发后，台湾舆论界认为此案背后主使人并不是蒋孝武。因为江南在《蒋经国传》正式出版时，已大量删减了对蒋经国不利的言辞，并在全书的最后部分肯定了蒋经国治理台湾的功绩。蒋孝武似乎已没有理由替父“出气”。由此舆论界认为真正使国民党对江南痛下杀手的是江南即将翻译的《吴国桢传》。

当年，蒋介石清算第三势力，先暗杀吴国桢未遂，后逼其辞官赴美。吴国桢在美国屡屡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与蒋介石的文宣部门针尖对麦芒。吴国桢用英文写成自传《吴国桢传》，准备在美出版。自传中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加揭露与挞伐，并有涉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国民党高层的轶事与丑事。国民党竭力阻挠该书出版，最终由宋美龄亲自派人赴美做其工作，吴国桢给了老朋友宋美龄面子，最终未出版传记。而江南在遭刺杀之前，正在对该书进行翻译，计划出版该书的中文版。

《中国时报》、《亚洲周刊》的评论员林博文说：“他（江南）之死，就是为了要写《吴国桢传》，他也不知这会遭杀身之祸，他连被警告都没有。结果，他之被害，是毁了‘一制’，国府的威权制遭到痛击，使其无法顺利转型，弄出后来阵痛不止，一直到今天。”
柏杨对江南案的评价一语中的。他说，江南奉献的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多行不义的权力。江南之死，引起（蒋氏父子）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

四九

（四）历史，来去留痕

笔者在查阅资料时，不仅看到有关残军官兵从境外回国投诚的资料，也看到1950年云南解放后，很多民众越境进入缅甸的资料（回忆录），觉得很有必要专门写个章节。

自1950年后的30年中，残军回国投诚的官兵人数非常之高，相当于残军最鼎盛时期官兵总数的近30%。由于本书重点偏于残军的前生今世，其它人群则一带而过。如有可能，以后会专门再述。

1950年，李国辉、谭忠率残部进入缅甸，经历了李弥与柳元麟时期，至残军第二次撤台，前后共11年的时间。在10多年的时间里，云南很多“高成份”（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民众，为了躲避大陆各种运动的冲击而背井离乡。另外，还有部分“低成份”民众是因为“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不饱饭而离开家乡。这部分民众到底有多少人，史料尚未披露，所以各方均无准确的数字。

从1966年到197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贯穿了整个文革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大陆输出红色武装斗争理论，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来自全国各地，在西双版纳插队落户的知青，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黑五类”知青，在国内无法享受参军、上学（工农兵大学生）、选拔进入工矿企业的机会，于是抱着一腔热血参加了缅共。据参加过缅共的知青回忆，正式登记在案的知青不下3000人，估计人数在5000-10000人，其中主要以云南籍知青为主。

作为当年知青的一员，曾经在云南插队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大陆作家邓贤在《流浪金三角》一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云南知青，以及由大陆进入泰缅地区知青的情况。柏杨在《金三角·荒城》一书中，也提及到云南女知青，后被称为台湾作家的曾焰。她与同为知青的丈夫杨林，在金三角生活了10多年，写下了大量有关金三角的文字。她的丈夫杨林，是大毒枭坤沙开办的满鑫叠大同中学的老师，在1982年泰国军警扫荡满鑫叠行动中，为保护学校而身亡。

而其他台湾作者，或是不太了解这段历史，难于找到相关资料；或是主观上原本淡漠这段历史，于是下笔忌重着墨甚浓。


掸邦东部第四特区政府主席林明贤

林明贤，广东文昌人，出生于广州。1968年到云南边境插队，后出国加入缅共。1969年为缅共东北军区三零三部队特务营战士，历任班长、排长、炮兵营政委、旅参谋长、第二旅旅长。参加拨波山伏击缅甸政府军战斗，击毙缅甸军第二快速机动师副师长丹貌上校，荣立一等功；1971年参加滚弄战役，在萨尔温江战役中，因作战勇敢二次被缅共授予缅甸人民英雄称号，丛林作战勇敢又富有睿智，数度受到缅共中央的嘉奖。在缅甸素有“缅甸的小林彪”、“丛林林彪”之称。为创建缅共人民军解放区立下赫赫战功，为缅共新星。1972年任八一五军区司令员，辖七六八旅、六八三旅；1974年当选缅共中央委员，并任北方分局副书记，时年29岁；1987年官至缅共中央书记。他是缅共人民军内部最早和缅甸政府和解的高级将领之一，娶了被称为“果敢王”的缅甸华侨彭家声的女儿为妻。林明贤曾为彭家声平定了杨茂良兄弟兵变。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中国知青。

1950年春，滇桂黔三省全境解放，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和滇桂黔边纵队奉命合编为云南省军区，边纵所属各部队逐步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广西省军区和贵州省军区的17个军分区。当地方军区（军分区）成立后，各项对国民党残军的工作逐步推进。由于，地方军区（军分区）的官兵很多都来自本地，熟悉当地的人土风情，对进入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进行的宣传与情报工作得心应手。

2011年，在一篇题为《七千残军回国投诚记》的文章中，作为当年云南边防部队中的一员，作者孙纯福详细披露了有关残军回归祖国的情况。
1955年昆明军区成立，随后建立了“敌军工作站”，各边防连队设“敌工小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开办了“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专题节目，云南省政府与云南军区共同制作各种版本的“安全回家证”输送到缅北。

云南省政府、云南军区颁发的回家证

“回家证”上面是一家团圆或母望子归的图片，并特别注明：一、凡持此证向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投诚者，准予通行，并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招待食宿；二、愿回家者发给路费遣送回家；无家可归的由人民政府安置生产或介绍职业，家庭生活确实困难者可报请人民政府予以适当救济；三、携带武器或有其他立功表现来投诚者，按功劳大小另外发给奖金。在大陆政策的感召下，此时期前来投诚的残军官兵达3000余人。

对外残军的广播，由起初的每周两次，后发展到每天一播。广播的内容，有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云南省军区发布的规定,如“凡过去因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欺骗而实行武装对抗者,只要你停止武装对抗行为,与帝国主义，蒋帮特务坚决割断关系，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人民政府一律不咎既往，并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对受骗的土司头人武装当了国民党残军的，政策更为宽大。规定：“因受骗而实行武装对抗之土司、头人，只要诚心悔过，回到祖国怀抱,人民政府可不收缴其武器。对于剿匪有功者,并论功给奖”。对起义投诚的境外残军,郑重宣布：“不论他们过去罪恶大小,一律不咎既往,都给予公民权；给予生活出路和妥善安置,有工作能力的适当安排工作；起义有功者给以奖励。”

《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专题节目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一播出，立即在金三角残军中引起巨大反应。起初是士兵们悄悄收听，后来发展到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头目们也开始收听。在观望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个别士兵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带着枪过境向我边防部队投诚。1957年后，开始有整班、整排的残军向我军投诚。
1958年5月8日，残部第三军二纵队三团二营二连李小壮副连长率一个排25人，从西盟县小黑山178号界桩，进入云南向边防部队投诚；1961年2月8日，西盟军区马俊国部，南锡支队连长杨发祥率41人过境投诚。

就这样，从1951年至1981年，经过30年的工作,解放军共争取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官兵共7207人回国投诚，其中包括军官77名。根据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鉴于境外国民党军残部与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大多数人员已成为合法公民，在泰缅边境山区安家落户，不再危害大陆，至1981年底，大陆停止了对残军的瓦解工作。

四九

八、金三角的毒枭们

泰国政府在金三角泰方一边设立的标识

20世纪，缅泰老边境金三角地区和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边境的金新月地区，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交界的银三角地区，并称为世界三大毒品源。联合国资料统计，1949年金三角鸦片生产只有37吨；50年代中期，金三角鸦片生产量达到600吨；到60年代末期，金三角鸦片产量剧增至1000吨，占世界鸦片总量的百分之50%；至90年代，鸦片生产已经创纪录地超过2500吨，海洛因产量达250吨之多，占世界鸦片总量的85%。

金三角武装贩毒势力，除了残军之外，还有另外三股大的贩毒势力。而这三股贩毒势力，又与残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鸦片大王” 罗兴汉

第一代“鸦片大王” 罗兴汉
罗兴汉（Lo Hsing-han，1934年-2013年），出生于缅甸掸邦果敢，缅甸名字叫“畏蒙”。1948年罗兴汉考入果敢县官立小学，毕业后进入土司杨振才开办的，由国民党教官执教的军事培训班学习。结业后，罗兴汉进入杨家私人武装任分队长，深得杨家二小姐*的喜爱与信任。杨家失势后，罗星汉又加入了残军。

杨二小姐

杨金秀（Olive Yang ，1927年—2017年），人称“杨二小姐”，出生于果敢，父亲杨文柄为缅北土司，母亲是中国镇康县的望族闺秀。1947年杨二小姐嫁到了木邦土司段家；1959年果敢实行民族自治，为维护杨家末代土司的权力，32岁的杨二小姐开始了4年的执政历程；1963年8月杨二小姐被缅甸政府军逮捕，此后度过了5年的牢狱生活；1968年杨二小姐出狱后离开了果敢定居仰光；1971年杨二小姐的哥哥，杨氏家族最后一任土司杨振材因嗜酒如命患上喉癌去世，从此杨氏家族退出了果敢的历史舞台。

1954年残军第一次撤台后，罗星汉与缅甸政府合作，出任果敢自卫队队长，瓦解了老东家杨家的武装，并取而代之，当上了“果敢县人民主席”。此后，在缅甸政府的庇护下，他一面配合政府打击地方反政府武装，一面武装贩卖毒品，每年贩卖鸦片数量约200吨左右，总额在600、700万美元之间。罗兴汉拥有数千匹骡马的马帮从事毒品贩运，他还自建若干个海洛因提炼工厂与毒品仓库。

罗兴汉的毒品，产供销一条龙。他是金三角地区第一代“鸦片大王”。1973年缅甸政府受到各方压力，要求罗星汉解除私人贩毒武装，双方谈判破裂，罗星汉被缅甸政府通缉。同年7月16日，罗星汉在泰国被警方抓获；8月2日罗星汉被泰国警方移交给缅甸政府，关在仰光永盛监狱中，熬过了近7年的时光。

1980年6月14日，罗星汉被缅甸政府特赦。1989年9月3日，罗星汉自费1600万元，邀请国际上禁毒相关组织和国家领导人来到缅甸，在果敢老街焚烧了200公斤鸦片，向全世界彰显了他本人禁毒的决心。此后罗星汉涉足石油、天然气、航运和工程等行业，出资修建了腊戌至木姐公路，首都内比都与仰光的机场。罗星汉将早期贩毒的原始积累逐渐洗白后，成为了缅甸华人中的首富。

（二）“毒枭之王”坤沙

“毒枭之王”坤沙

坤沙（Khun Sa，1933年-2007年），中文名字张啟福（张启富、张奇夫），出生于缅甸掸邦莱莫山弄掌大寨。父亲为汉人，母亲是当地掸邦女子。坤沙成年后娶了莱莫山土司的女儿，于是自己也沿袭了土司一职。坤沙是**大学的学员，毕业后曾加入残军李文焕的部队。此后，坤沙建立自己的武装，逐渐由小到大。

1961年残军第二次撤台，在台湾的授意下，坤沙接收了残军未撤台官兵1000多人（枪），趁机填补了残军撤退后的空白，并在张苏泉的辅佐下打败了金三角最大的毒枭罗星汉，取而代之成为整个金三角的霸主。在顶峰时期，坤沙控制了整个金三角近80%的毒品贸易，是名副其实的“毒枭之王”。

坤沙选中泰国清莱府距泰缅边境仅8公里的万欣德村作为其主要基地，并将其命名为“满星叠”。1968年坤沙在满星叠创办了大同（中文）中学的前身——满星叠小学。1976年4月25日，满星叠大同中学成立，坤沙自认董事长，承担了学校一切经费及教师薪资。此后几十年大同中学成为泰北地区知名的中文学校。


满星叠大同中学校徽

1969年台湾委托坤沙担任了“华侨协会联合会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华侨联合会，中华民国的政治团体，成立于1912年1月26日，由海外归国华侨吴世荣等发起在上海成立，得到国民党大佬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伍廷芳等支持。成员以同盟会会员为核心，“以一方面对于政府欲补助其建设，一方面对于华侨谋未来之幸福”为宗旨。宣布政纲为谋求联合统一广大在外侨胞；尊重华侨之权利；促进政府确定将来对华侨之政策；谋求保护海外移民，着重收回权利，发展海外贸易。

上世纪80年代，坤沙控制了长达400公里的泰缅边界线，缅甸掸邦东部与泰国清迈、清莱、夜丰颂接壤的狭长地带成为坤沙的“独立王国”。随着金三角地区海洛因加工提纯技术日臻完善，这里逐渐成为世界毒品中心。坤沙每年走私海洛因的数量占到世界海洛因的60%，其生产的海洛因，已从罗星汉时代的纯度40%（海洛因3号），经来自香港化学工程师的帮助，纯度提升到99.9%（海洛因4号）。同时，坤沙还将温·拉迪功的“双狮地球”品牌*，设法转到了自己的名下。

“双狮地球”牌海洛因，由老挝的“鸦片将军”温·拉迪功于上世纪60年代创立；到80年代被坤沙接管。“双狮地球”牌产品为99.9%纯度的海洛因粉末，为方便运输则均压制成扁平的砖状。因其纯度高、质量好，在全世界获得极高声望。其商标为红色圆形剪纸状图案，不同时代略有变化。商标中间为两只狮子抱着地球，上面写有汉字“提防假冒”，下面写有“纯净100%”。外有一环上面为“双狮地球标”，下面则为英文“Double UOGlobe Brand”，一般还会在下面或者背面写有“一帆风顺”，希冀走私顺利。在越南战争期间，金三角毒品大量流入美军士兵中，并进入欧美地区；90年代初期，双狮地球牌成为了海洛因交易的头号产品。

1982年1月21日，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泰国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一举攻占了满星叠，坤沙率部下重新进入缅甸掸邦山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基地。

1985年3月，坤沙与掸邦一支由莫亨率领的反政府武装“禅族革命委员会革命军”联合，正式成立了“蒙泰军”（MTA），并在掸邦东枝的贺蒙寨成立了“掸邦革命政府”，推举莫亨为主席，坤沙则自任“蒙泰军总司令”，牢牢把控着军队。蒙泰军下设六个师。1993年12月，坤沙公开宣布成立“掸邦共和国”，自任总统。

坤沙妄图靠毒品建国，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封锁与打压。1994年11月，美国司法部缉毒署（DEA）和泰国联合开展代号为“老虎陷阱”的活动，逮捕了坤沙几个重要的助手。1995年掸族长老发动了“纯洁掸邦运动”，坤沙的部队出现了分裂，近6000名蒙泰军士兵脱离坤沙集团，重新组建“掸邦民族军”（掸邦军），掸邦共和国总理也随之出走。加之受到缅甸政府军与佤联军大兵压境，坤沙被迫辞去“国家主席”和“军队总司令”的头衔。1996年1月5日，坤沙武装向政府投降，受到缅政府特赦。此后，开始了在仰光被软禁的晚年生涯。虽然，美国政府曾悬赏200万美元通缉坤沙，但缅甸政府出于安定北部民族矛盾的考虑，拒绝向美国引渡坤沙。2007年10月28日，坤沙在仰光病逝。

还有一个人，这里要重点地做个介绍。
台湾于1958年成立了特战第一总队（专门执行敌后任务），由作战次长室统筹组成，名义上是属于陆军总部管辖，实际上是归蒋经国直接指挥的。特种作战部队的首任司令为易瑾中将*。

易瑾(1911年-1996年)，湖南大庸人（今湖南省张家界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七期毕业。历任第八十八师排长、连长，淞沪会战时任营长，驻守上海市宝山路八字桥。后任团长、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国防部总政治部第三组少将组长、国防会议特种作战指挥部中将指挥官、陆军特种部队司令部中将司令、金门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联勤总部中将副总司令。


张苏泉

1959年台湾派往金三角地区的特种部队中有一个叫张苏泉*的人。那时坤沙刚刚参加残军，由于张苏泉在残军出任特战教官，算是坤沙的老师与上司。由于受到缅甸政府的抗议和美国的压力，大部分第一特战总队队员于1961年“国雷行动”（取蒋经国之‘国’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雷克莱恩之‘雷’字）中撤往了台湾。

张苏泉（1927年-2011年），汉族，辽宁省庄河市人。1948年毕业于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第20期；1949年随军撤往台湾；1958年奉命跟随特战第一总队前往缅北训练残军。张苏泉在“国雷行动”中没有返回台湾，而是受原残军第一军军长吕维英的挽留，“自愿”留在了金三角。吕维英在残军第二次撤台时，带领不愿意去台湾的原一、二、四军共计800多官兵，其中包括原第九十三师300多名官兵，在美国的扶持下，成立了一支“110国际纵队”，在老挝当起了雇佣军，协助老挝右派政府进行清剿老挝共产党。张苏泉受吕维英之邀在110国际纵队担任参谋长职务。

不久，老挝左中右三方坐下来谈判，组成了临时民族团结政府，三方合议开始动手围剿这支部队。吕维英部不敌老挝政府军的围剿，血战三天三夜，部队伤亡惨重。于是吕维英将仅存的100多人交给张苏泉后，自己跑到曼谷去了。张苏泉为了部下的生存，也开始为马帮做起了保镖。张苏泉与坤沙重新相遇与联手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得到了张苏泉的辅佐，坤沙迅速打败罗星汉等其他人，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毒枭。1996年张苏泉自愿追随坤沙向缅甸政府投降，此后隐居在缅甸仰光燕子湖，直到2011年逝世。

美国驻泰国清迈前总领事理查德·吉布森（Richard Gibson）在与台湾学者陈文合著的《秘密部队：蒋介石与金三角毒枭》一书中明确指出：在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编制上，坤沙属于“运用人员”，他的主要参谋都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干部。关于张苏泉“自愿”留在金三角而没有返回台湾，一种说法是台湾方面30年来一直给其在台湾的眷属开付工资；1989年张苏泉满60岁退役时，还被情报局授予了上校军衔；另一种说法是，张苏泉与坤沙合作制毒贩毒，遭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对台湾而言已失去利用价值，其被缅甸政府软禁在仰光后，台湾不闻不问，显然与台湾情报机关没有关系。

这里作个假设，如果坤沙确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运用人员”，那么从两个人关系上讲，坤沙不可能将张苏泉这样一个非情报局人员安排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因为无秘可保。即使当初张苏泉确系自愿留在金三角，也确非情报局的人员，那么随着坤沙成为台湾情报局运用人员，后期张苏泉情报局人员的身份即可确认。至于台湾对其被软禁后“不闻不问”一说，通读一下残军的历史便知，蒋氏父子卸磨杀驴的例子比比皆是。

电影《湄公河大案》上映，让糯康这个名字被人所知，不过当年糯康只是坤沙手下的一个小马仔。1996年1月5日，坤沙投降缅甸政府后，糯康也随之投降，不过他通过贿赂缅甸政府军高层，勾结亲近政府，种毒贩毒的拉祜族民兵武装*，收编了坤沙的旧部，成立了“糯康集团”，逐渐成为后坤沙时代，金三角地区最大的毒枭。糯康及其手下，多次袭击航行于湄公河上的中国船只，甚至袭击在湄公河执法的中国警用巡逻船只，造成多名执勤警察受伤。

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拉祜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崇拜多神，供奉“厄莎”。拉祜族分布在中、缅、泰、越、老等国家，中国境内的拉祜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西岸，北起临沧、耿马，南至澜沧、孟连等县。

后坤沙时代的毒枭糯康

2011年10月，“湄公河惨案”发生，13名中国籍船员在湄公河被栽赃陷害，遭到残忍地杀害。泰国警方经过调查，认定糯康及其手下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并有受贿的泰国警察参与其中。泰国方面随后悬赏200万泰铢通缉糯康；2012年5月10日，糯康被老挝警方抓获后移交给中国。9月20日上午9时30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糯康同伙6名被告人分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公开审理；2012年11月6日，糯康被判处死刑。与其余6名被告人连带赔偿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人民币600万元；2013年2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糯康等人上诉、维持原判。糯康数罪并罚判处死刑。2013年3月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糯康四名罪犯采用注射方式执行了死刑。

在金三角贩毒的三股势力中，缅甸共产党武装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也是贩毒势力中重要的一股。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缅甸“果敢王”彭家声。

1967年6月27日、28日，缅甸发生排华杀掠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中国驻缅甸机构向华侨及学生发放毛泽东像章。缅甸政府担心“红色风暴”会危及执政权，从而采取了反华的路线，怂恿缅甸族对缅甸华侨进行烧杀抢掠，任意欺凌，使在缅的华侨遭受了一场浩劫。此时，缅甸共产党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迅速崛起。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部被缅共所占据；往南走，缅共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从历史观上解读中国共产党支持缅共，输出“红色革命”，一是意识形态输出的需要；二是在中缅边境，缅共与残军之间形成了缓冲地带，客观上确保了边境的安全。

（三）“果敢王”彭家声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调整对兄弟党政策，采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政策。由于缅共在军事、经济上长期依赖中国的援助，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功能。连年的战事，巨大的军费开支使缅共自身生存堪忧。尤其是在中国完全取消援助之后，缅共武装为了自身的生存，开始涉足了鸦片生意，成为继罗星汉、坤沙之后第三大贩毒势力。由于果敢的鸦片吗啡含量高，被认为是缅北地区质量最好的鸦片。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缅共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缅共时期的彭家声

彭家声（1931年-），出生于缅甸果敢，据其个人介绍，祖籍为四川。1949年，18岁的彭家声和15岁罗星汉参加了土司杨振材开办的训练班，从黄埔军校毕业军官（教员）身上学到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略战术。结业后彭家声被分配到土司自卫队任分队长；1963年缅甸军政府与果敢地方武装发生冲突，彭家声被提拔为副大队长；1964年罗星汉投靠缅甸政府，大力分化、瓦解土司部队，次年土司政权结束，缅军进驻果敢。由于缅军实行大民族主义，果敢族（汉族）受到欺压，社会混乱，匪盗横行。1965年7月，彭家声举起反政府大旗，成立“果敢人民革命军”，带领30多个人上山开始打游击。彭家声此举符合民族大义，得到民众的支持，队伍逐渐扩大。但最终还是因为权力、利益分配而发生了内讧，彭家声带队退入中国境内。

缅甸发生反华事件后，彭家声加入了缅共，在中国内地接受了政治、军事培训。1968年元月，彭家声的部队经过严格训练和武装后，以“缅甸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进入果敢，击溃缅甸政府军和罗星汉、杨振业的部队；1969年3月罗星汉和政府军放弃果敢，退至滚弄。至此，彭家声部占领了除滚弄和南湖以外的果敢所有地区。4月彭家声担任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兼任果敢县县长。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宣布脱离缅共，成立“果敢同盟军”，实行民族自治与民族和解，其辖区被中央政府划为掸邦第一特区，彭家声兼任特区政府主席，提出了禁毒口号，果敢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此后，缅共经历20年的发展，由盛到衰。

果敢地区原为中国领土，隶属中国云南省。1894年中、英双方重新划定边界，双方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规定果敢地区为中国领土。1897年中、英双方在北京重议边界问题，英国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条约附款》，将果敢地区划入英属缅甸。1962年中缅重新协商划分边界线，果敢地区被正式划入缅甸掸邦管辖。
进入21世纪后，缅甸政府与彭家声“家天下”为代表的果敢自治区政府矛盾激化，缅甸政府军使用武力赶走了彭家声，扶持他原来的副手白所成*取代了彭家声。目前，彭家声处于流亡状态，由他大儿子彭德仁（彭大顺）担任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总司令，率领部队避入山区，与缅甸政府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彭家声的大儿子彭德仁（彭大顺）               原彭家声的副手白所成

白所成（1950年-）出生于缅甸果敢。缅共时期曾在东北军区任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旅长、副师长、果敢县大队政委等职。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成立后又担任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副司令、政法部部长、特区政府副主席；2001年担任掸邦第一特区法院院长、禁毒委员会主任，于2002年主持彻底改变果敢180余年罂粟种植历史；2009年8月8日果敢爆发“八八事件”，白所成在缅甸政府支持下赶走了彭家声，被缅甸政府任命为果敢特区主席。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金三角毒品开始逐渐进入大陆。为了堵截消灭毒源，我国累计投资5亿多元人民币支持缅甸、老挝开展了大规模的罂粟替代种植，替代种植面积达60多万亩。此后，经过国际社会的努力，包括缅甸、老挝、泰国在内的传统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从1998年的157900公顷降到了2007年的24160公顷，降幅达85%。

2014年以后，由于缅甸和老挝政府管理上的失控，两国鸦片种植面积重新达到63800公顷，自2006年以来连续八年呈现扩大趋势。缅甸仍然是仅次于阿富汗的全球第二大鸦片生产国，整个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产量已经占到全球鸦片总产量的22%。



泰国清莱省鸦片博物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与残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大毒枭们大多已驾鹤西归。但是直到今天，掀开历史的薄纱，仿佛依然可以看到缅老山间逶迤中的马帮，漫山遍野艳丽无比的罂粟花。

四九

狗毛毛 发表于 2021-5-13 21:12
。影片中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的插曲《亚细亚的孤儿》，让人耳熟能详。

这支歌进入大陆较早，但由于《异域》电影没在大陆公映，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支歌是影片插曲。

四九

霓裳旖旎 发表于 2021-5-11 18:03
虽然像天书，还真的看下来了

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情节、人物，再加之身临其境，
印象会更深些。

四九

凶猛老狐狸 发表于 2021-5-15 23:34
精彩精彩！

过奖了。
还是在远征军第一路中，发现93师的不同，然后兴趣所致。

四九

凶猛老狐狸 发表于 2021-5-15 23:39
但是还有一点不说清楚，还是闹不明白缅北来龙去脉，就是克钦族和缅共。

缅北丢在老佛爷手里。
第一特区果敢的汉族（缅甸称果敢族），大部是明末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榔的子嗣。

第二特区的佤邦，既是国内的佤族。
第三特区的克钦，既是国内的景颇族（为主）。
第四特区有点混杂，主要是汉、掸族，其次为其他少数民族。

关于缅共，是毛泽东暴力输出革命的产物，
至改革开放，大陆不再援助后，缅共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