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临忆友人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又要到了。大诗人王维不是在诗中深情地写到：“每逢佳节倍思亲”？除了我唯一的一个孙儿远在异乡他国读书外，子女全在身边，似乎没有更多难以割舍的牵挂。但思念之情还是不少的，有对亡故亲人的怀念，有对昔日幸福的眷恋，有对好友的思念。去冬今春走了三个熟悉的面孔，让我有些伤感。我到不是兔死狐悲，为自已短暂的生命哀鸣，而是心中抹不掉的许多往事的浮现。
去年的冬天，我接到好友陈自能从重庆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声音十分微弱，还带着气喘。他说：“我本不想告诉你，但还是告诉你为好，我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在世不久了”他喘得透不过气来，停了停又继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早过了该死的年龄。”“后事我已作了安排，一不再继续治疗花冤枉钱，二丧事不办，三骨灰撒到嘉陵江中”。听后心中只是茫然，既没有什么悲悲戚戚，也找不出冾当话安慰他，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看的很淡很淡。本想去看上最后一眼，但又觉得反而让他心酸，还是不去为好。春节前又打电话问了一下，其实不是真正问候，主要看他走好没有，怕他走了家人没通知我。他这次接电话更无力气了，电话的那头，只传来吃力的喘气声“更老伙了，，也，，可，，能，，快到，，天堂……或地，，，，地狱”。我放下电话沉思了许久许久：人死如灯灭，他油干灯将灭了哦。
春节后几天，接到他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走了。我说你们按他的遗嘱办理吗？他儿子回答说：“他辛劳一生，我们不能不祭奠呀！”。他们虽然有违父训，但在情理之中，我汇了五千元，请他们代我送一个大大花圈，落上崇高的“战友”二字。
1951年冬他随部队补充到我们团，他在团直属队当文书，我在通信连也当文书，工作性质相同，又都是年轻人，一见面就打的挺熟。后来我们都提干了，他虽笔墨上比我高超，但临解放时在旧军队滚了几天，是起义人员，所以没有我爬的快，1953年秋我提为连职了，他还是排职。回国后，我们在一个营房，许多假日都在一块度过，有时午觉也在一间床上，一人睡一头聊天，累了就闭上眼睛入睡，真亲如手足。1956年他因病住院，病愈后直接从医院复员回家，我帮他整理行李时，心想他回到家中一定困难不少，便将我的毛毯等能给他的全送他了。他回乡不久，便考上了重庆市市政局下属公司当秘书。
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五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相互没有遗忘，而且真诚地相助相帮。每次我到重庆去，他总热情地陪伴，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这样，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也是这样，二十一世纪更是这样。彼此把这个友情真正地珍惜到地久天长。我知道他经济上不如我，多次为他添置衣物，全被他拒绝了。2005年我路过重庆去游长江，因集体行动，只能约他在码头上相见。那天他早早地在江边等着我，手里还捏着前些年我送给他的水晶石老光眼镜，以示他对友谊难忘。我在成都专门为他买了一个十分精制的保温杯，又送了他2000元，戏谑地说拿去帮我打麻将。想不到这是最后的一次相见，也是永别的离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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